摘要: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的调适和重建方式主要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接续主义“。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西体中用“。合题“。化西论文网“。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在现代化共识“形成(1919_1935前后)以前,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而后是创化论“(创造性转化“)。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融构。

关键字:儒家传统现代化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儒家文化是在中国农业文明的土壤中生长的精神大树,尽管它不乏人类精神文明的普世成果,也具有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另一种理性“_适应型理性“或中国特色的农业理性“,但毕竟工业文明环境,即所谓现代“社会,需要新的工业理性“或工业精神“。准此,儒家的现代化_调整和重建是必然的,这也是现代儒家生存的状态。方式和特征。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调适和重建的方式大体上包括: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西体中用“。接续主义“。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这些现代化方式并不是孤立地存在,每一种都与其它方式有一定的联系,它们之间或有源流关系,或有同构关系,或有呼应关系,或有转化关系,等等。它们之间的区别有的只是视野有别而已,而含义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如杜亚泉的接续主义“与十教授的本位文化“,前者是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角度立论,后者则是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关系视角出发,而其旨趣都是构建中国民族文化认同。又如冯友兰的合题“与贺麟的化西“,前者是从文化演进的阶段立论,后者则是从主体能动性的角度来思考的,其实与林毓生提倡的创造性转化“是一个意思。即使是同一学者,其对儒家重建方式所持的态度前后也有变化。如胡适,一开始极力提倡全盘西化“和学习日本(强调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实践是中国文明未来成功的参考),后来修正为充分世界化“或现代化“,甚至主张重整国故,再造文明“,也不再对日本西化“和现代化“的成就盲目推崇,对中日西化“和现代化“的优缺点开始进行冷静的比较性反思和分析。区分中日西化和现代化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认为中国的西化和现代化是自由主义的“。长久暴露的“。渐进的“。自然而然的“。政治优先的“;而日本的西化和现代化是军国主义的“。选择性的“。中央统制型的“。保护性的“。经济优先的“。日式现代化的优点是快速的“。有秩序的。经济的。继续的。安定和有效的“。缺点是对人民的严密控制“和对传统的严加保护“。中式现代化的优点是自愿的“。逐渐普及和同化的“。完全民主化的“。缺点是又缓慢又费力的“。零落的“。[i]以下主要从历史的动态角度对这些现代化方式及其关系进行评述,并对儒家现代化前景作了展望。

一。西学中源“

儒学现代化的第一种方式是西学中源“论。这种观点认为西学“本出于中国,只不过是因为后来的种种情况导致失传或者走向歧异,中国人学习西学“不过是本着礼失求诸野“的态度,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ii]此中的西学“一开始主要是指西方的历法和自然科学技术,后来的维新派与GM派把它扩大到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思想,即西政“。西法“等。

西学中源“论产生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之际,前近代持这种观点的有黄宗羲。张廷玉。阮元,甚至康熙皇帝等。这种学说的产生可能是出于向西方学习而又不得不保持天朝尊严“的认同需要,是一种进取心理和虚骄心理的混合物。也是对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以夷变夏“的陈腐观念的理论回应。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开放的民族主义两种不同的观点的初次理论交锋。1840年以来,那些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儒学的洋务派。维新派。GM派相继利用西学中源“论作为引进。传播。学习西学的理论武器。如梁廷枏。林昌彝。冯桂芬。王韬。奕訢。郑观应。黄遵宪。汤震。陈炽。薛福成。王之春。郭嵩焘。曾纪泽。康有为等。当然,他们应用这种武器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西学中源“论作为儒家现代化的第一种方式是不科学和粗糙的,它的确没有看到或者说不愿看到西学“与中学“的本质区别,还试图去抹杀这种区别,但却不可指责其为迂腐和傅会。西学中源“论完全把西学“和中学“等同起来,把西学“视为中学“西传后的回归“,使西学“俨然以中学“的面孔出现,其实大大抬高了西学“的地位,极其有利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这种理论使得西学“即使在企图闭关锁国的清代也得以流传。西学中源“论最终演化为维新派“。国粹派“(或GM派“)和新儒家“的以西学诠释中学“和中西会通论“的思想。

二。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论“,是近代中国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儒家重建理论,也是近代以来第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现代化理论。

它在近代中国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中道西器“。中本西末“。中主西辅“。中内西外“。旧体新用“。中国精神,西方物质“。中静西动“等等。中体西用论“的大致观点是,儒学或中学“。旧学“偏重穷理“。身心“。伦常名教“。道德“。义理“。精神“,西学“或新学“偏重格物“。富强之术“。艺事“。世事“。机器“。物质“,因此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

中体西用论“是由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迫于西方的压迫而产生出来的赶超西方“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源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论“。洋务运动之时,形成系统的学说。由于洋务运动在全国的展开遭到儒家顽固派的驳议和抵制,中体西用论“是作为儒家开明的一派回应儒家顽固派的驳议的理论产物和理论武器,也是作为儒家洋务派和维新派(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已经蜕变为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思想,性质上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已有根本区别)向西方学习的有关目标模式的指导纲领。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王文韶。沈毓桂。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释。其中以张之洞的劝学篇的阐释为最有系统,也最有影响。这种理论最终演进为中西会通论“。胡适曾认为30年代兴起的本位文化论“为‘中体西用’论的最新式化装“[iii]。其实不然,本位文化论“是在中西会通论的平台上的中国民族文化认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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