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其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其中争论较多,最为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罗贯中的籍贯

明代以来,关于罗贯中的籍贯有东原。太原。钱塘诸说。多种明代三国刊论文网本均题署东原罗贯中“,加上嘉靖元年本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等文字记载,是为东原“说的主要依据。1931年,郑振铎等人发现天一阁收藏的录鬼簿续编,其中有罗贯中,太原人“一语,许多人便以此为铁证“,认为罗贯中是今山西太原人。从此,罗贯中的籍贯便集中为东原“。太原“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部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小说史均主太原“说。近十几年来,有关专家围绕两说进行学术争鸣,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

关于东原“说。刘知渐在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中认为: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这个刻本很精整,致误的可能性较小,因此,罗贯中是东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录鬼簿续编出于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东“字草书之误。王利器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中认为:东原乃是罗贯中原籍。录鬼簿续编作太原人“,系因其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东原即汉东平郡,治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这不仅可以从大多数明刻本认定罗贯中是元东原人“找到根据,而且可以从罗贯中在水浒全传中把东平太守陈文昭处理为全书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这一点看出端倪,因为元代慈溪县令陈文昭与罗贯中同为理学家赵偕(赵宝峰)门人,且有政声,故罗贯中借其名为自己故乡东平的太守。刁云展在罗贯中的原籍在哪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中认为:三国演义最早的几种版本大都署名东原罗贯中“,罗贯中创作的其他小说隋唐两朝志传。三遂平妖传和一百十五回本水浒传,也都署名东原罗贯中“,这是作者本人题署,应当相信。“反之,其他记载则可能弄错。

关于太原“说。李修生在论罗贯中(载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认为:罗贯中原籍太原,他的祖先可能是随宋王朝南迁至杭州的,故又称杭州人。孟繁仁在〈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中认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既是罗贯中的忘年交“,他关于罗贯中的记载就应该是最权威。最可信的。罗贯中创作的小说。戏曲,在选材上都与山西。太原有一些瓜葛:三国演义塑造最为出色,最为成功的人物关羽,是山西解州人;隋唐两朝志传中的重要人物李渊父子,是从太原起兵而夺取天下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重要人物李存孝,是山西雁北人;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中的赵匡胤,未发迹时曾流落太原;平妖传中的文彦博,是山西介休人。这种瓜葛“,正与作家的故土性“有密切关系。元代在晋阳(太原)有一个罗氏家族,罗贯中很可能属于这个家族。刘世德在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中认为:‘太原’不可能是‘东原’的讹误“。并提出: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三处属于古东平范围内的地理错误,由此可见,罗贯中非东平人。

面对两说之争,沈伯俊在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中,对太原“说作了比较细致的商榷。首先,从三个方面对录鬼簿续编抄本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其一,在罗贯中作品的署名和续编的记载之间,前者应当更为权威。其二,庸愚子写于弘治甲寅(1494)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比之嘉靖元年以后的续编抄本,显然也更可信。其三,续编抄本确实颇有一些错字。脱字。衍文和颠倒之处,因此,由于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完全排除。其次,文章指出,用故土性“来解释罗贯中的籍贯是靠不住的。事实上,一般认为是罗贯中所作的几部作品,其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山西人。再次,指出民间传说一般不应成为考证历史人物生平的依据。文章还提出:尽管个人倾向于东原“说,但终究只是认为东原“说比太原“说可靠一些,还不能遽尔否定太原“说。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努力:(1)注意录鬼簿续编有无别的抄本。如果幸尔发现新的抄本,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误抄。(2)注意有关罗贯中生平的新发现。(3)确认三国志传是三国演义的祖本,并判定其成书年代,那么,其题署东原罗贯中“与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说的东原罗贯中“互相印证,就可以成为确定罗贯中籍贯的有力证据。

1988年起,孟繁仁接连发表〈题晋阳罗氏族谱图〉与罗贯中(载城市改革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等文,以山西清徐发现的罗氏家谱为主要依据,将太原“说进一步坐实为清徐“说,认为罗氏家谱中第六代罗锦的次子即罗贯中。陈辽在细读罗氏家谱之后,写了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作者罗贯中一文(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指出:清徐罗氏从康熙年间的罗鳌(罗氏家谱中的第十四代)起,便将先祖“。远代祖宗“与家谱中的始祖“。第一代“混为一谈,即将五代后唐时期从成都来到梗阳(即今清徐)的先祖“等同于生活在元代的罗氏家谱第一代罗仲祥,从而造成巨大的时间差错。如果罗仲祥真的是五代后唐时人,则第六代罗锦之子应当生于1086年左右(北宋中期),他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毫不相干。由此可见,清徐“说难以成立。

1994年,刘颖独辟蹊径,在罗贯中的籍贯_太原即东原解(载齐鲁学刊1994年增刊)中指出:历史上有过三个太原郡,分别在今天的山西。宁夏。山东。录鬼簿续编所说的太原“,很可能是指东晋。刘宋时期设置的东太原“,即山东太原,与东原“实为一地。东太原这一建制早已废置,但因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有用古地名。地方别名等生僻地名的习好,故对罗贯中的籍贯也用了生僻地名。此处的太原“,与水浒传。三国志传上题署东原“都是对的,只是分别用了两个生僻的古地名。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随后,杨海中的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进一步论述了太原“应指东太原“,亦即东原“。这样,就为东原“说与太原“说打通了联系,朝着问题的解决大大前进了一步。

(二)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

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一文中,就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提出了三条论据:(1)该书在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而关羽封赠义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2)该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业绩“,而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3)该书的地理释义共14条,计17处,其中15处可以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处是明初的地名,但这可能是传抄。传刻过程中后来加上的。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

2．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持此说者以章培恒。袁世硕为代表。章培恒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三部分,根据书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进行考证,指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将建康改为集庆,江陵改为中兴,潭州改为天临;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袁世硕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一文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论据是:(1)书引用330余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这与宋元间的平话是很近似的“。书中所引诗词,不署姓名的泛称,多用‘后人’。‘史官’,‘唐贤’一词用了一次,‘宋贤’一词用过十多次,却不见‘元贤’一类字眼。这可以视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义作者为元人。(2)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几个笔误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全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称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以前的旧地名。据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时间断为这年之前。如果考虑到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仍习惯于用旧地名,那么将作注时间往后推几年。十几年,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作注的时间断为元代的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书中的注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应成书于这一时期。不久以前,杜贵晨发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提供了新的论据。他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在引述南宋陈刚中的白门诗和元末明初张思廉的缚虎行时,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而张思廉的南飞鸟诗中则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

3．成书于元末“说。陈铁民在〈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１版)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那么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演义成书应在元末,因为只有在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演义的注释。周兆新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１版)中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国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举,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这样,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结合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演义当成书于元代后期。

4．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在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认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据元代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这是可信的,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可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_1318年,卒年约在1385_1388年;再根据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小字注所谓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之后。其时,罗贯中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演义的写作。任昭坤在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过人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

5．成书于明中叶“说。张国光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三国志平话刊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_1323),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约8万字,文笔相当粗糙。简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约80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个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声价而托名罗贯中的,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九十年代以来,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

面对上述诸说,沈伯俊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元代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详下)。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陈铁民已经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罗贯中之手,王长友在武汉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发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认为嘉靖元年本的小字注并非作者本人手笔,作注时该书已流传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时代的人。“张志合在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发表〈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文,也指出罗贯中决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当然也决不会是其小注的作者。“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时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随着三国演义的成书和流传过程而存在的。);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前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三)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

三国演义版本甚多,仅现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约30种,清代刊本70余种。各种版本数量之多,关系之复杂,都堪称古代小说之最。过去一个长时期中,人们对此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误以为三国的版本问题比较简单,形成这样几点普遍的误解:(1)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2)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3)在众多的三国版本中,最值得重视的只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称之为罗本“)和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本(简称毛本“)两种。正因为如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0年以前,中国大陆只出版了嘉靖元年本的影印本和以毛本为基础的整理本;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论述三国演义时,一般都主要针对毛本,附带提及嘉靖元年本,而对其他版本几乎不屑一提。

1968年,日本著名学者小川环树博士指出:明代万历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国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中国小说史研究,岩波书店出版)。1976年,澳大利亚华裔著名学者柳存仁教授发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一文(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对三国版本源流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新见。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三国版本的整理与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国外一些学者,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日本学者金文京。上田望。中川谕。英国学者魏安等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人们对三国的版本源流的认识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在现存的明代三国版本中,数量最多的是万历至天启年间的诸本三国志传。过去,由于上述对三国版本关系的误解,人们将其视为俗本“而不予重视。对此,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首先提出异议,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由此,他勾勒了三国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世。近十几年来,中外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认为:三国的最早版本比后期的各种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间口头传说和较少的正史资料,其中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关索或花关索故事,而嘉靖本的编者则因关索系传说人物而删除了这些故事。由此看来,三国版本演化的顺序是由志传“本到演义“本(〈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探索,原载1985年欧洲通报,中文译本收入周兆新主编的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日本学者金文京认为:根据虚构的关羽之子关索的出现情况,建安诸本三国志传可以分为四个种类:一是花关索“系统的本子,二是关索“系统的本子(二十卷本),三是另一部分关索“系统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关索·关索“系统的本子。建安诸本保存着古本的面貌,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嘉靖本也有接近原来面貌的地方。建安诸本与嘉靖本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二者在文辞。内容上的差异,是在抄本阶段产生的。关索故事的有无是三国志演义各本之内容上的最大差异,罗贯中原本究竟有没有这个故事乃是一个大问题,至少从现存的版本来考察,围绕这个全然虚构的人物展开的一串故事,在全书中显得很特别,而且前后故事还有矛盾之处,所以很有可能是后来插入进去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_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1989年5月出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另一位日本学者中川谕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吴观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毛本。余象斗双峰堂本等五种三国版本,指出:嘉靖本中没有,而以周曰校本为始出现在吴观明本。毛宗岗本的故事,包含关索故事在内,至少可以指出十一个。“这些插入的故事,是资治通鉴系统的通俗历史书。他认为:尽管嘉靖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国版本,但决非最优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三国志传是与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毛本三国形成的大致轨迹是:原本_三国志通俗演义抄本_周曰校本_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吴观明本)_毛本(〈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_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再一位日本学者上田望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现存的三国版本,将其分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二是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等120回本;四是包含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五是包含花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六是雄飞馆本三国水浒全传;七是毛宗岗本。上述分类均以周静轩诗。关索故事。花关索故事。章回等为标准。正文本身也有不少细微差别。“众多版本可以分为两大系统_－以文人为对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十四卷本系统)和面向大众读者的三国志传诸本(二十卷本系统)。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从嘉靖本分化出来的。二十四卷本系统中的夏振宇本是与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着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评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与它相同的版本发展而来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_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原载东洋文化第71号,1990年12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中国学者方面,张颖。陈速认为:三国演义的现存版本,按正文内容可分为三大系统: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属之;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余氏双峰堂本。朱鼎臣本。乔山堂本。联辉堂本。雄飞馆英雄谱本属之;三是三国志演义系统,毛宗岗本属之。三国志传不仅是三国演义最早的版本,而且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载明清小说研究第５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第1版)。陈翔华在诸葛亮形象史研究一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将嘉靖元年本与诸本三国志传比较,指出:①诸本三国志传节目字数参差不齐,而嘉靖本节目则整齐划一,均为七字句式;②诸本三国志传保存较多民间传说,有的刻本还详细记载不见于史籍的关索故事,而嘉靖本则无之。③三国志传的文字颇粗略,而嘉靖本已加修饰,较为增胜。由此可见,嘉靖本是一个修饰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周兆新在三国演义考评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对几种明代版本作了比较细致的考证,指出:①嘉靖本尽管刊印的时代较早,但它仍然是一个明人修订本,不能代表罗贯中原作的面貌。“那种把嘉靖本说成罗氏原作“的观点难以成立,倒是三国志传可能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②三国志传与嘉靖本乃是由罗贯中原作演变出来的并列的分支。“说嘉靖本是其余各种明版演义来源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沈伯俊在校理本三国演义的前言中指出:①三国演义的各种明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②从版本演变的角度来看,志传本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罗氏原作(当然,不同的志传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动);而嘉靖本则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嘉靖本和毛本的研究,而且应该充分重视对三国志传的研究,特别要注意对各本三国志传之间的比较,对志传本与嘉靖本的比较。

1996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学者魏安的三国演义版本考一书,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他先后查考了二十六种不同的非毛评本版本,包括绝大多数学者以前无法看到或未予注意的两种:一是上海图书馆所藏残页,其刊行年代很可能早于其他任何现存版本;二是西班牙爱思哥利亚修道院图书馆所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本,其版心书名作三国志传,卷端书名有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史传。重刊三国志通俗演义等数种,全书10卷(每卷24则),每半叶正文上面有图像1幅。怎样确定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魏安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_通过串句脱文“来比较。他指出:在一本书流传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一种很特殊的抄写错误,那就是如果在几行之内再次出现相同的(或略同的)词(或词组),抄写者在抄写的时候很容易抄到第一次出现的词(或词组),然后在原文里看错地方,而从相同的词(或词组)第二次出现的地方继续抄下去,结果是新抄的本子里脱漏一段文字。因为抄写者是读串了句子,这种抄写错误可以名为串句脱文“(英文叫做homoeoteleuton)。“因为串句脱文既容易辩认且多出现,所以是很适合作为确定版本关系的证据。“原则上可以判断,假如甲本在一个地方有串句脱文,而乙本不脱文,那么乙本不可能出于甲本,但甲本有可能出于乙本或者乙本的一个祖本;也可以判断,假如几种版本都有同一处串句脱文,它们必定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祖本。“他在各本三国演义里总共找出了154个串句脱文例子。在此基础上,他将现存的三国版本分为ＡＢ。ＣＤ两大系统,认为三国演义版本的基本演化关系是这样:元末明初,罗贯中写成原本三国演义;经过一段时间的流传,罗氏原本演化为现存各种版本的共同祖本_元祖本“,其特色是正文分为10卷,每卷首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有总歌,有许多夹注,但是没有任何关于(花)关索的情节,也没有周静轩的咏史诗;元祖本分化为ＡＢ系统的祖本和ＣＤ系统的祖本,分别在明中叶刊行,ＡＢ系统均为官本或江南本,其读者多来自士大夫阶层,ＣＤ系统均为闽本,其读者多来自小市民阶层;ＡＢ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改分为12卷,每卷后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的总歌被去掉,正文中增入引自资治通鉴纲目集览等史书的注释及论赞,等等;ＣＤ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中增入周静轩诗72首;由ＣＤ系统分出的Ｃ１分支,正文改分为20卷,增入花关索故事;Ｄ支,正文改分为20卷,正文中增入关索故事;ＡＢ系统中的Ｂ支,逐步演化出夏振宇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毛本,等等。魏安对版本的掌握相当全面,其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意义,比较科学,因而其论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当然,魏安的研究也有可议之处,尽管他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其结论是否完全正确,尚需作进一步的考察。

(四)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

作为一部作品思想内涵的核心,三国演义的主题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由于其内涵极其丰富,人们对主题的概括又往往呈现出多义性。

文革“以前,学术界对三国的主题的见解,可以归纳为四种主要观点:(1)正统“说;(2)‘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3)忠义“说;(4)反映三国兴亡“说(详见沈伯俊: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并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文革“结束以后,三国研究逐渐开始复苏。1979年,杨毓龙发表谈〈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一文(载江西师范学报1979年第3期),提出歌颂理想英雄“说(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3页,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１版)。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三国演义研究日趋活跃,主题问题成为争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有关主题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关于三国主题的多种概括

自1980年起,学者们对三国的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先后提出了十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赞美智慧“说。(朱世滋: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丹东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3_694页)

(2)天下归一“说。(王志武: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4页)

与天下归一“说相近的是分合“说。阐述此说者主要有李厚基。林骅的三国演义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１版),胡邦炜的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载三国演义研究集)等。

(3)讴歌封建贤才“说。(赵庆元: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4页)

(4)悲剧“说。(黄钧: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并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5页)

(5)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鲁德才:论〈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对人物刻画的意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孙一珍: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题,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57页)

(6)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曹学伟: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5页)

(7)宣扬用兵之道“说。(任昭坤:〈三国演义〉的主题应从军事角度认识,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6页)

(8)人才学教科书“说。(于朝贵: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6页)

(９)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载天府新论1985年第6期;并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１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7页)

(10)总结历史经验“说。(胡世厚: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7页)

(11)乱世英雄颂歌“说。(齐裕焜:乱世英雄的颂歌,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8页)

2．关于主题研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由于对主题的概括一时众说纷纭,有学者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认为主题根本就不存在,对主题的研究毫无意义。对这类观点,沈伯俊撰文予以辨驳,肯定了主题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学术价值(详见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_论〈三国演义〉的主题,出处同上;〈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6月第１版)

3．关于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为了正确认识主题研究中诸说并存的现象,推进主题研究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合理的主题观念,寻求恰当的研究方法。沈伯俊认为:主题乃是作者通过作品内容所表达的看法和主张。因此,我们对主题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读者心中所唤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径庭的。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却不应该把这些感受都称为‘主题’。“(参见沈伯俊同上二文)欧阳健则认为:主题这个概念也应该看作是一个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诉人们什么,也可以指作品实际上提供了什么,还可以指读者从中领悟到了什么,以及这三者的统一。“主题探究的模糊性就相应地造成了主题研究成果的相对性。“从这个意义说,对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说法的五花八门,正标志着研究的深入。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载明清小说研究第２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出版)杨凌芬认为主题概念有两个分支:创作理论中的主题和鉴赏理论中的主题。“因此,她主张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所谓鉴赏论中的主题“,就是研究者通过作品的形象体系和故事情节掌握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载明清小说研究第５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出版)这些观点,对研究者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进入九十年代,对三国演义思想内涵的研究有所深入,但对主题问题的探讨却不够活跃,专题论文较少。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对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还有分歧。其二,八十年代已经提出多种观点,要想超越它们,提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观点,并非易事。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自己对三国主题的见解。例如潘承玉的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载晋阳学刊1994年第1期)。秦玉明的循环:〈三国演义〉的思想核心(载攀枝花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不过,由于他们对以往的三国研究,特别是主题研究的了解不够全面,其见解也有片面之处。看来,要想在主题研究上取得新的较大的进展,尚需作出进一步的深入努力。

(五)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

二十年来,对这一问题讨论热烈,成果甚丰。主要表现在:

１．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学者们提出了五种观点:

(１)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这是以往占主流地位的,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

(２)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主要是浪漫主义的。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刘知渐的〈三国演义〉新论(载其所著〈三国演义〉新论一书,重庆出版社1985年6月第１版)。

(３)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４)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古典主义的。这种观点出现于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黄钧的〈三国演义〉和中国的古典主义(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张锦池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和人物描写(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等。

(５)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代表性论述有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１版)。

２．关于三国演义的虚实关系。这与上一问题密切相关,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之一。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何满子的历史小说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摆动(载1984年3月20日光明日报;收入其所著汲古说林一书,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第１版),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符合史实“吗?(载1984年4月17日光明日报),曲沐的〈三国演义〉虚“实“之我见(载1984年5月15日光明日报),刘绍智的〈三国演义〉的反历史主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１辑),宁希元的从宋元讲史说到〈三国演义〉中的虚实关系(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熊笃的〈三国演义〉并非七实三虚“(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２辑,四川省社会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九十年代较好的论文有钟扬的七实三虚“,还是三实七虚“(载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3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成书过程意象整合的虚实关系(载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３．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和成就

(１)三国演义的总体艺术风格。八十年代有代表性的论文,可见丘振声的〈三国演义〉的阳刚美(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１辑)。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志达的刚柔兼济之美_〈三国演义〉中所体现的最高美学境界(载〈三国演义〉与荆州一书)。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等。

(２)三国演义的情节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鲁德才的〈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载古典文学论丛第２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１版)。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叙事艺术浅探(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论文集)。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二节等。

(３)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陈辽的论全景军事文学“〈三国演义〉(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冒炘。叶胥的〈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徐州师范学报1983年第2期,亦见其所著三国演义创作论第二章第八节)。郑云波的论〈三国演义〉中的战争个性及其美学意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１辑)。常林炎的向〈三国演义〉借鉴写战争的艺术经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２辑)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六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三节等。

(４)三国演义的性格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剑锋(霍雨佳)的塑造典型美的辩证法(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杜景华的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强化的特点(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１辑)。宋常立的〈三国演义〉人物心理表现特征及其构成原因(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２辑)。艾斐的论〈三国演义〉在典型塑造上的开拓与局限(载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黄钧的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载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关四平的论〈三国演义〉的多层展现“人物性格表现法(载求是学刊1991年第4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五章等。

(５)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冒炘。叶胥的〈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载柳泉1982年第3期)。吴小林的试论〈三国志演义〉的艺术特色。夏炜的略论〈三国演义〉的整体结构特色(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第１版)。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四章等。

(六)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

二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和突破。主要有:

1．关于毛氏父子的生平。黄霖的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陈翔华的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１版),分别考察了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生平。特别是陈翔华,考证出毛宗岗生年当在崇祯五年(1632),卒年当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后或次年(1710)之后。

2．关于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八十年代大致有三种意见:(1)认为改得成功。如剑锋(霍雨佳)的评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载海南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2)认为改得不好。如傅隆基的毛本〈三国演义〉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比较研究(载华中工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宁希元的毛本〈三国演义〉指谬(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3)认为功过相兼,得失参半。如刘敬圻的〈三国演义〉嘉靖本和毛本校读札记(载求是学刊1981年第1_2期)。陈周昌的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亦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九十年代,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代表性的论文是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载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亦见沈伯俊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１版)。霍雨佳在其专著〈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中,则进一步对毛评作了全面的肯定。

3．关于毛宗岗的小说理论。

(1)毛宗岗小说理论的特点和成就。八十年代的主要观点,可参见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出版社1985年6月第１版)。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参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

(2)毛宗岗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八十年代这方面成果甚多,可参看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参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如署名罗贯中的另外几部作品(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真伪。三国人物是否类型化典型“等,也有值得重视的争论。限于篇幅,姑且从略。

总的说来,新时期有关三国演义的论争,涉及到三国研究的各个方面,并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发展。不过,各个问题论争的深度不一,取得共识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如何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开创研究的新局面,可参看拙作面向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