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反思文心雕龙·辨骚篇若干诗学命题的正反离合关系,重新厘定辨骚篇的诗学格局,其中暗含着寓言诗学与感物诗学两种诗学范式之辨。前者导源于汉代以毛诗郑笺的比兴美刺“说为核心的诗学话语系统,后者根植于汉末魏晋以降直至刘勰当世的蔚为大观的以缘情感物“说为核心的诗学话语系统。辨骚篇是文心雕龙中两种诗学范论文网式转换的枢纽“。

关键字辨骚;寓言诗学;感物诗学

辨骚篇究竟要辨什么?是非文学作品与文学作品之辨?正与奇。本与末之辨?守常“与知变“之辨?还是事义之文“与抒情写境之文“之辨?抑或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辨?……诸家之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辨骚篇的诗学内蕴,但是既往的研究都忽略了辨骚篇中一个重要的暗辨“,即寓言诗学“与感物诗学“两种诗学范式之辨。

一辨骚篇的诗学命题与诗学范式

学界对辨骚“之辨“的答案虽不一而足,但其文本依据都不出下面这五个诗学命题;本文主张的寓言诗学与感物诗学之辨,自然也须以这五个诗学命题为话语资源:[1(p46-47)

1．故其陈尧舜之耿介,……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

2．至于托云龙,……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3．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

4．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

5．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上述五个诗学命题并非各不相干,其间暗含着一个正_反_合的关系,即:命题1为正题;而反题则不仅包括学界公认的命题2,还应包括命题3和命题4;合题是命题5。研究者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不仅与他倚重的某一单个命题有关,而且与他如何理解这五个命题间正反离合的格局关系甚大。

牟世金先生看重的是命题3。他认为四同“。四异“只是‘辨骚’的结果,但不是‘辨骚’的目的。“辨骚篇的目的是对楚辞作出正确的评论“。[2(p227)而这个正确的“评论就是命题3。牟先生进而提出该篇意在楚辞与五经之辨,而其实质又是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之辨。他说:照刘勰的观点,诗经是五经之一,是‘不刊之鸿教’,不能当着文学作品来详论。因此,作为文学作品来说,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就是文学史上第一部作品了。文学作品和儒家经典自然是不同的,所谓‘辨’与‘变’,其命意的关键,正应从这里去察考;刘勰以辨骚为‘文之枢纽’之一,正由此中透露出重要消息。“[2(p199)牟先生这段话中存有三点疑问:一。认定刘勰在宗经中不是把诗经当做文学作品来评论,有违彦和初衷。宗经篇说得很明白: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刘勰把赋。颂。歌。赞四种文学性最强的文类归于诗经文体系统,说明诗经作为文学作品在刘勰那里并不成问题。二。牟先生认为刘勰把楚辞作为文学史上第一部作品“,作为文学作品的第一个典范,也与刘勰的论文主旨不合。刘勰勘定的第一部文学作品的典范只能是诗经,而不是楚辞,否则文心雕龙就得重新写过。三。刘勰本意将辨骚置入总论“,而文体论“部分以明诗为首,继之以诠赋,在诠赋中又顺带说明楚辞的文体流变影响,这样既保证了文体论“的顺序不乱,又与总论“部分的辨骚篇内容不相重复。这一安排正好见出了彦和思致的周密。

有的学者依据命题1和命题2认为辨骚篇的目的在知变“,辨骚中同乎风雅“的四事是刘勰艺术守常“观的体现,异乎经典“的四事是刘勰艺术通变“观的体现。如龚菱先生即说:比兴。规讽是文学修辞,忠恕。狷狭是文学体性,典诰是文学的引据,荒淫是文学的铺叙,诡异。谲怪是文学的想象力,后人研究文学者均可取法。……刘勰的文论思想,就以宗经思想为主干,从‘宗经’。‘辨骚’两源流出发的,他认为‘经’正,‘骚’变;‘经’雅,‘骚’丽,宗经的目的在‘守常’,辨骚的目的在‘知变’。“[3(p98)首先,这个立论根据是不够充足的,因为刘勰楚辞诗学的点睛之处并不在这两个命题,而是在后面的三个命题。其次,龚先生对四同四异的理解也颇成问题。他无视刘勰对四同四异界划清晰。褒贬分明的态度,将两组顺序完全打乱,然后对其一概肯定。若说刘勰对四异中的诡异之辞“与谲怪之谈“的态度尚显含糊,那么他对狷狭之志“与荒淫之义“无论如何是不想让后人研究文学者均可取法“的。牟世金先生对四异的看法殊为允当,他认为:评四异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义,应该说都是贬体。刘勰总称为‘语其夸诞则如此’,企图论证其并非贬词是徒劳的,也不可能对这四异有的是褒,有的是贬。“[2(p201)龚先生的误读缘于他过于看重命题1与命题2的关系在辨骚中的意义。

另一种观点认为,辨骚的用意是在五经的重雅“与重事义之文“外,将楚辞作为文体之丽“与抒情写境之文“的枢纽“。徐复观先生在文心雕龙浅议之六:文之枢纽中说:[4(p434-436)

(一)彦和实际是以五经为雅的典型,以离骚为丽的典型。所以辨骚一篇,先辨别骚与经的异同,这是受时代的限制,辨其所不必辨;而通篇主旨,乃在发挥楚辞之丽及其丽的重大意义与其重大影响。

(二)因楚辞之丽,乃由情所涌出,丽与情融合而为一,故其丽可以直接表现出各种之情,赋各种之情以原有之姿的形相。面貌。气氛,而毫无障隔,对读者发挥最高的效果。

(三)彦和所归纳出的文章枢纽,总括的说,是以五经为文体之雅的枢纽,为事义之文的枢纽;其中的诗经,不妨下与楚辞连在一起。以楚辞为文体之丽的枢纽,为抒情写境之文的枢纽。

这三段文字愈转愈精。徐复观先生首先从文学体性上将五经与楚辞划归雅“和丽“两类,然后从命题3和命题4中拈出情“这个关键因素,并将丽“与情“牢牢扭结在一起。这一发现尤为重要,它成为徐复观先生论述转深的契机。由情入手思考,他又在总结段中提出了一种更加精确。也更具有启示意义的划分:五经为事义之文的枢纽,而楚辞为抒情写境之文的枢纽。以楚辞为文体之丽的枢纽“这种说法仍将楚辞作为新的文学典范的影响限制在汉代辞人之赋的范围内,但是以楚辞为抒情写境之文的枢纽“这一说法,则道出了楚辞典范既深且远的影响:抒情写境“正是中国古典诗歌最具特色的艺术法则,抒情写境“说已将楚辞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精髓_意境“说融通为一。

但是,徐先生在成功地解读了辨骚篇的命题3和命题4的同时,却忽视了命题1的诗学意义及其在辨骚篇诗学思想格局中的重要性。他为了突出五经为事义之文的枢纽“这一观点,把五经中重丽“重情“的诗经划归楚辞一类(其中的诗经不妨下与楚辞连在一起“)。徐复观先生不仅忽略了辨骚篇命题1中所包含的关于诗经的诗学特质,而且忽略了该命题中所揭示的楚辞诗学的另一面。因此徐复观先生的认识只是一种片面的深刻。

根本原因在于徐复观先生对辨骚篇究是在哪两个对象之间比较的理解产生了偏差。细察辨骚原文不难确定,辨骚之辨的双方正是楚辞和诗经,而非楚辞和除诗经之外的五经“。事实上,楚辞与诗经之辨贯串辨骚全文,并作为支撑辨骚体例的内在结构。试以辨骚文本为证:四同“中有三点与诗经相同,而结论也是说摘此四事,同乎风雅“,俨然以诗经为准的;接着又称楚辞乃雅颂之博徒“;最后在合题中又提出凭轼以倚雅颂“。更重要的是各命题的诗学旨趣始终与诗经正反相关,诗骚诗学间的张力充满辨骚全篇。若抽掉四同“之说,整个辨骚篇的诗学思想便失去了一个暗辩“的对象,无法从容展开,合题中的执正以驭奇“之说也会落空。可是徐复观先生却一再宣称辨骚篇的诗经与楚辞的同异之辨是门面语“,非其本旨所在“,是辨其所不必辨“,实在有主观臆断之嫌。对于四同“四异“之辨不能一概而论。四异“之说全是从内容细节上挑剔。否定,固然非其本旨所在“;但是四同“之说已论及诗经诗学的两个基本命题(其中规讽之旨“涉及美刺“说,比兴之义“涉及比兴“说),其内涵已非一个丽“字所能涵盖。规讽之旨“说与比兴之义“说并不仅仅是四异“说的反命题,它更是命题3和命题4的反命题。也就是说,命题2仅限于对楚辞内容细节的否定,在诗学意义上不足以与命题1构成相互对峙的关系;而命题3和命题4恰恰是在命题1标举的诗经诗学范式之外树立起另一种以楚辞为文本依托的诗学范式,这样的双方才足以相互媲美,两相对待,各领风“骚“。

因此,本文认为,在徐复观先生偏爱的命题3和命题4的对面还应有一个命题1,在抒情写境“说的对面还应有一个比兴规讽“说。它们反映的不是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差异,也不是抒情写境之文与事义之文的差异;而是两种诗学观念的差异,两种诗学范式的差异。命题1导源于汉代以毛诗郑笺的比兴美刺“说为核心的诗学话语系统,其诗学范式为寓言诗学;命题3和命题4则根植于汉末魏晋以降直至刘勰当世的蔚为大观的以缘情感物“说为核心的诗学话语系统,其诗学范式为感物诗学。由此入手,方可以探得辨骚之辨“的深层诗学涵蕴。

二辨骚篇的寓言诗学范式

辨骚篇中的寓言诗学范式上承宗经篇而来:

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

其中言及的兴“。喻“。言志“。深衷“等都是汉儒诗学的关键字,已经传达出寓言诗学范式的神质。本雅明认为:寓言观念缘起于基督教引以为例的充满罪恶的身体与万神殿体现的较纯洁的自然之神之间的冲突。“[5(p188)这是西方寓言观念产生的实情,中世纪的寓意诠释学就是为了解决荷马史诗中表现的邪恶。贪婪与高贵的神性之间的冲突应运而生的。与此相仿,汉儒诗经诗学中的寓言观念则根源于宗法制度中原始之欲“与教化之礼“之间的冲突。无论中西,寓言式诠释都是对文本中感性意义的改写。这是一种神性对罪恶的改写,礼义对淫欲的改写,官方对民间的改写。寓言诗学在这里显示出巨大的意识形态的收编与整合功能。

礼“的观念向诗的介入有一个发展过程。左传中已经常看到用礼“评价赋诗引诗的例子。如左传·文公四年记载卫国的甯武子在听完鲁文公赋湛露彤云后不答赋,后私下向文公派来询问的人解释说:这两首诗是天子宴诸侯之乐,自己不敢违礼(所谓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左传·襄公十六年提到的歌诗必类“,既有切合情境之义,也有符合礼义之义。但是左传的赋诗引诗应酬之义多于观念之义,其中夹杂着数不清的政治利害和外交谋略。这种体用莫分的状况是由这些赋诗引诗者的身份决定的。先秦另一个群体的引诗活动却体现出相对鲜明纯粹的观念化与哲理化倾向,这就是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其中孔子更以儒学开创者的身份将引诗的意义导向儒家的仁礼教义,对汉儒具有直接的示范作用。毛诗郑笺正是选择了仁_礼“观念图示中更具现实意义的礼“作为解诗活动的意义指归。

从汉儒解诗的微观层面看,这是一种历史化解读。但是在历史化解读之上还有一层起支配作用的观念化解读。历史化解读是进阶到寓言化解读的一个中间环节。在汉儒的诗学结构中,历史事实的还原并非其终极意义所在,礼“才是其意义之源。诗大序对此的表述是: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中的所谓美“刺“不过是诗经各类题材的文本指向礼“的不同方式:美“者,即通过对正面题材的肯定直接颂美礼“;刺“者,即通过对负面题材的否定间接维护礼“。质言之,美“就是礼“的正面文化符码,刺“就是礼“的负面文化符码;前者出以样榜,后者示以儆戒。在诗经文本中,正面符码以二南“之诗为代表,负面符码则以郑卫之诗为典型。在这两大类符码之下,又涵摄着众多反映礼“的不同形相的子符码,如二南“中的后妃符码“与大夫妻符码“等。

汉儒关于诗经的寓言诗学主要体现在毛诗序的美刺“说与毛传郑笺的比兴“论两个层面上。毛诗序着眼于诗经文本的整篇立意,是对诗经所反映的整体社会生活的寓言化阐释;比兴“论则集中于篇章的开头,是对诗经所描述的自然景物的寓言化阐释。这两个层面的寓言化解读是相互统一。互为呼应的。但是,正如汉儒诗学的历史化解释之上还有一层观念化解释,诗学中的各类子符码之上还有一个礼“的总符码。这个总符码就是文王“。吴万钟博士曾在其博士论文从诗到经_论毛诗解诗的渊源及其特色中以专节分析了毛诗所塑造的文王“这个典型“。该书认为:毛诗的这种历史化的解诗,使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意识里头存在的文王的具体形象成为更普遍接受的典型。“[6](p115)但是,历史化“的基本要求是细节真实,可是在毛诗中观念比事实更重要;典型化“的基本要求是特征性“和这一个“,但是在毛诗中的文王“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存在,无缘一睹其个性风采。因此,毛诗中的文王“更准确的定位是礼“的总符码。符码化的文王“比典型化“的文王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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