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礼运开篇便写道: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

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论文网有所用,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

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

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

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弟兄,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

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

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

殃,是为小康。

这400多字的一段话,便是古往今来被人们称颂不已的大同小康“之论。

礼运篇的作者明确地把大同小康“之论的发明权和著作权归之于千百年来无出其右的大思

想家孔老夫子名下,并言之凿凿地说这是孔老夫子在与于蜡宾“事毕,对他的得意门生子游

(姓言名偃)发表的一番宏论。对于礼运作者的这一说法,古往今来经历了一个始信终疑的

曲折过程,且迄今仍在争执,靡有定论。大同小康“之论的作者问题似乎成了一桩难以了断的

公案。笔者认为,鉴于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鉴于大同小康“之论在历史上的巨大

影响,尽快辨明孔子与大同小康“之论的关系,有着非凡的学术意义。此,笔者不揣浅

陋,试就此略陈管见。

一

为有助于问题的展开,我们不妨先把历史上围绕孔子与大同小康“之论关系的纷争作一番大致

的回顾。

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自礼运成篇以后,直到有唐一代,人们对大同小康“之论出自

孔子之口不曾提出过怀疑,也就是说,人们是接受了孔子是大同小康“之论的发明者的说法

的。但是到了宋代,形势突变,有数位重量级学者先后提出质疑,认为礼运所记非孔子语。

如北宋时期曾被神宗皇帝召为两朝国史编修官的李清臣指出:

礼运虽有夫子之言,然其冠篇言大道与三代之治,其语尤杂而不伦。[1]

南宋时期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的著名学者吕祖谦,在与朱熹的一次通信中写道:

蜡宾之叹,自昔前辈疑之,以为非孔子语。[2]

有宋一代首屈一指的大儒。理学巨擘朱熹说得更为肯定:

礼运不是圣人书。胡明仲云:礼运是子游作,乐记是子贡作。“计子游亦不至如

此之浅。[3]

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也怀疑大同小康“之论是孔子语,说道:

篇首匠意,微似老子。[4]

通观以上四位学者的意见,无论是直接否定,如吕祖谦。朱熹,还是间接否定,如李清臣。黄

震,他们都是从大同小康“之论本身发现了其与孔子思想的差异,并由此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时至元代,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的说法似乎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学者们的观点更鲜明,

意见更直白,这从云庄礼记集说一书中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来。如书中引石梁王氏的话说:

以五帝之世为大同,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小康,有老氏意。……所谓孔子曰,

记者为之辞也。[5]

云庄礼记集说一书的作者陈澔更是斩钉截铁地指出:

大同小康之说,则非夫子之言也。[6]

而同一时期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却难以见到。这显然说明,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已经成为当

时学者们的共识。明清两朝,特别是清代考据之风盛行的乾嘉时期,竟也不闻对此一观点的反诘

之声,可见,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的观点获得了广泛的认可,甚至可以说,其在当时已堪

称定论。不过,主张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的历代学者都不曾围绕自己的观点展开有理有据

和具体细致的论述,这就为后来的纷争再起留下了隐患。

历史进入19世纪末,康有为其托古改制的政治需要,置前代学者们的定论于不顾,不加解释

地重申礼运篇的旧说,单独目孔子为大同学说的创造者“[7],从而拉开了关于孔子与

大同小康“之论两者关系的学术争论的序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围绕大同小康“之论是否出于孔子之口的问题,尖锐对立的两派展开了激

烈的正面交锋。两派中,钱穆。梁漱溟。吴虞等持否定的看法,综合起来说,他们据以否定的最

主要的理由是:大同小康“之论系承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

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云云而来,而据东汉郑玄礼记注:蜡

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亦祭宗庙。时孔子仕鲁,在助祭之中。“三国王肃孔

子家语确指仕鲁“为为鲁司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

清代崔述考证说:孔子52岁,为司寇[8],此时子游年仅7岁;孔子55岁去鲁,子游不过10岁。综合上

述几点,孔子难以与童稚之年的子游讲论大同小康“之义。另一派则以吕思勉。郭沫若等为代

表,持肯定的看法。郭沫若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一文中明确指出:礼记·礼运一篇,毫

无疑问,便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那是孔子与子游的对话。“针对否定派的否定理由,郭沫

若反驳说:这样的推断是大有问题的。家语伪书,本不足据,为鲁司寇时之推测虽亦本于

礼运注‘孔子仕鲁,在助祭之中’而来,此亦郑康成一时疏忽之语,同一不足为据。蜡乃岁终

报田大祭,一国之人皆得参与。杂记:‘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

狂’。此可见孔子与于蜡非必一定要在‘仕鲁或‘为鲁司寇’时才有资格。孔子晚年返鲁,与鲁

国君臣上下之关系在师宾之间。孔子死时,鲁哀公赐诔,竟大呼‘旻天不吊,不憗遗一老’,敬之

实深,‘与于蜡宾’的资格,当然是有的。那么在孔子晚年要同门弟子谈谈大同小康的故事,是没

有什么不可能的了。“[9]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这场争论虽然没有分出胜负,但却在用证据说话这一点上向前迈出了一大

步,这就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不仅如此,主张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一派

关于孔子仕鲁“期间不可能向子游讲论大同小康“之义的无可辩驳。无可置疑的考证结果,

已经使自己的论敌不得不将其防线后撤,而把孔子向子游讲论大同小康“之义的时间,压缩到

了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后的短短数年之间。

20世纪60年代,古棣(即关锋)。任蜎亦就大同小康“之论是否出自孔子之口进行过论辩。古

棣认为:把礼运或礼运关于‘大同之世’的一段,系在孔子的名下,这是没有根据的。

自班固以来,就认为礼记是‘七十子后学所记’(见汉书·艺文志)。“[10]任蜎则认

为:礼运篇为孔子七十子后学所记,篇中所记孔子之言,是可信的。“古棣同志引用了

班固的话,认为礼记是‘七十子后学所记’,……既然说是‘所记’而不是‘所撰’,那末七

十子是孔子的学生,学生记先生或先生的先生的话,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任蜎断言:礼

记一篇,记录的是孔子晚年回到鲁国时跟子游的对话。“[11]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大同小康“之论是否出于孔子之口的问题未再发生直接的论争,但是

肯定性的意见不时见诸一些学者的著作当中,如唐子恒。路德彬写道:大同“是孔子思想体

系中根据原始社会的传说而构想出的一种理想的太平盛世。与‘小康’相对“。[12]谢祥皓也

说:礼运篇曾叙述了孔子与言偃的一段谈话,其中提出了一个为历代哲人所向往的理想社

会。“[13]

郭沫若。任蜎都把孔子向子游讲论大同小康“之义确指为孔子周游列国归鲁后的晚年时代发生

的事,而对此说,似乎尚未有人著文加以辩驳,这或许也是近几年来不断有学者在其著作中认同

大同小康“之论出于孔子之口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虽然才疏学浅,但仍愿意尽上绵薄之力,

为证明郭沫若。任蜎的观点不能成立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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