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政治思想的特点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以后,“儒“又成了以孔子学说为宗旨而形成的学派时称谓。“儒者“即专指孔子及其门弟子。“儒学“即专指孔子思想及其门弟子发展的学说。孔于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最伟大的人物,从孔子开始,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的时代。孔子对于中国政治思想贡献在论文网于,他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五五二年,卒于前四七九年。其先人为宋人,后来避难于鲁。其父叔梁纪曾做过鲁国陬邑大夫。在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家世中落,家境贫闲。大约二十岁左右,做过“委吏“是管理仓库的小吏,和“乘田“,职务是管理牛羊,还做过“儒“。即富贵人家有婚丧等事,为人赞礼,司仪。可能从“三十而立“开始授徒讲学。五十岁以后作了官,是鲁国的中都宰,后为小司空(工程建筑)和司寇(司法行政)。孔子后来曾率弟子周游列国,向各国统治者游说,试图在政治上谋求发展,施展自己韵政治抱负。但是,始终未能如愿。

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书活动,先后有四十余年,培养了众多的贤能弟子,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他广收门徒,据说他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所谓贤者,即深浮孔学,在事业上或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从而,培养了人才,组成了以孔子为核心的学术群体。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与弟子的言论集论语一书中,另外。孔子编定的“六经“也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政治思想。孔子建立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教育。经济。历史。文学。美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他是通过“述“与“作“两方面的工作形成的,“述“是他把周以前的古籍文献作了系统的整理,编写删定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是孔子自己的著述,主要是论语。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由于思想上的分歧,或对孔子学说理解的各异,出现了各立门户的情况,孔门分化了。分化的情况,韩非在显学中说:“儒分为八“,即分为八个派别。八个学派的具体内容,多数没流传下来,其中思孟学派和荀子一派却大显于后世。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孔子以后,儒学成为显学,战国时期许多学者出自孔门,如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等人。两汉以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政治观点的主干。因而,对中华民族精神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主要特点表现为:

１。重视传统,注重继承。儒家一贯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欣赏古昔,效法先王。孔子就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甚至认为自己长时间梦不见周公,是一种衰老的表现,真的达到了梦寐以求的程度,他整理“六经“,也是提倡古道,不过不是“不作“,而是古题有新解,按照他的认识赋于新意,是述而有作,不是泥古不化。后来,孟子则提倡“法先王“少“言必称尧舜“。荀子主张“法后玉“,不过荀子的后王指的也是文武周公,与孟子的先王是一致的。后儒也都继续和发扬了这一传统。

２。儒家的基本范畴是礼与仁。孔子对礼与仁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构成了孔学的理论基石。后学孟子系统发挥了其仁说,荀子则全面展开了其礼论。孟荀各自对仁与礼的学说作了阶段性的发展。以后的儒家门徒都继续在这两个范畴上大作文章,在形式上随时代的变异可能有所不同,宋儒就把礼发展成为“理“。

３。政治和伦理结合。对儒家说来,政治是伦理的扩大,伦理是政治的基础,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梯,犯上作乱者鲜矣。“(论语,学而)忠是孝的扩大。他们认为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理想的君和“圣“是一致的,政和“正“是相联的,儒家所提倡的“礼“,既是政治准则又是道德规范。从董仲舒起把礼具体为“三纲五常“,支配了整个封建社会,违反了它,就既是道德问题又是政治问题,。

４。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以德为主。德刑相辅。如何治民,统治阶级历来有德与刑两手,即镇压与教化并用。孔子主张对民要“道(引导)之以德,齐(整齐)之以礼。“(为政)他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管理民众,民众不但有廉耻而且民心归服,是最高尚的政治。他认为理想的政治应当是免刑。无讼和去掉残暴。免除虐杀。但在现实生活中孔子也不是绝对不要刑。其倾向是重德轻刑,刑只能是不得已而用之。孟子继续了这个传统,主张“省刑罚“,提倡以教化为主。他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尽心上)。荀子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更张,他主张“重法“,提倡“禁之以刑“,但他的“重法“是和“隆礼“相联的,二者并重。同时他也把刑看作是惩戒未来。减少犯罪。进行教他的一种手段。他说:“凡刑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正论)荀子的德刑并重的主张显然有别于孔子,这表明荀子开始向刑治靠扰。后来的儒者,在如何运用法刑洽民上,也随社会历史各种的变化,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总的倾向还是强调以德为主。

５。在天与人的关系上,重于人事,虚于天命。从孔子起就不大探究“无“或自然的奥秘,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他的弟子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可见孔于是很少讲关于夭命鬼神一类的问题。孟子讲天就比孔子多了,讲天人合一,但他是把天合于人,合于人性,合于人心,把德化了。最终归于地上的人间伦理,而不是化于神秘莫卜的天。荀子则明确提出天人相分,要制天命而用之。

二。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体是仁礼学说。仁与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

１。关于仁

仁的概念,孔子以前就有,春秋前期人们把尊亲敬长。爱及民众,忠于君主和仪文美德都称为仁。孔子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并且把它发展成为系统的仁说。

什么是仁?孔子在论语提到仁有一百余处,涵义甚广,但其基本涵义有二:一是爱人。他的弟子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问答说:“爱人“。说文有个解释:“仁,亲也,从二人“,甚合孔子思想。仁,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要友善相亲,相互帮助。从这里可以看出,仁的思想渊源,是来自原始的氏族公社,当时人们的关系靠血缘关系维系,在氏族内人们是相亲友爱的。所以仁是从父子兄弟的关系开始,是从“亲“中来的。后来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就是这个道理。孔子自己也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驮!“(学而)认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实现仁的根本。孔子的仁是否仅限于亲?不是的,孔子说的爱人适用于所有的人,但又不是对一切人一视同仁。爱有差等。按孟子的说法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是先爱自己的亲,然后普及到民,再推广到物;是先已后人,先内后外,既有次第又有厚薄。这是一种从人“自然本性“出发的“仁爱差别“。

如何去为仁?孔子提出要推己及人。他说:“失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就是自己想站得住。行得通,也要使别人能做得到这一步。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把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叫着“忠恕“之道,也就是“仁道“。这是一种忍让和与人为善的精神。孔子把它提到“一以贯之“的“吾道“,即贯串一切的核心观念或孔学的根本宗旨。

２。关于礼

仁的第二个涵义是克己复礼。在答复弟子颜渊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克己“是自觉地约束自己。“复礼“是一切言行要纳于礼。这里强调的是人的道德自觉,人们通过克制自己,达到自觉守礼的境界,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都合于礼,这也就是仁的境界。

“礼“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周公就制定周礼。不过,孔子则是从多方面进行论述的第一人。

什么是礼?礼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属于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规定。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这是说,礼是治理和安定国家,巩固国家的制度和维护社会所需要的秩序。孔子又说礼是“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是进行统治的根本法规,治国之纲。因此,“坏国丧家亡人必失去其礼“(<礼记·礼运)。丢掉了礼,就要失去一切。可见孔子这里说的“礼“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二是礼仪上的规定,就是有关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婚丧嫁娶,侍人接物到生活细节,按不同等级。身分,都有不同的礼仪规定,这叫“仪“。这里的“仪“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

孔子认为:礼和仪又是统一的,礼是根本的,仪是从属的,仪是礼的“节文“或形式,或者说仪是用行动规范和礼节的形式来巩固和体现社会的秩序和制度。因此,礼的实现既靠强制的力量,又靠习俗力量,是内外结合,所以礼又和乐相连。孔子,“克已复礼“实际上是主张建立如周朝一样的“礼仪社会“,即“秩序和制度社会“。

孔子的“克已复礼“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在孔子时代大都是“以刑治国“的“人治“社会,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社会“,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先进)。即用礼来治国。就是主张建立一种“礼制“,也就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的社会。在礼记·衷公问中还记载孔子的一一段话,他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他认为治国首要的是礼,礼是治国之本。而孔子崇尚的礼又是周礼。他说: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制定的,十分丰富多采,我主张周朝的。(见八佾)因此池立志恢复周礼。由于孔子时代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秩序与制度“,因此,孔子主张恢复他认为的“秩序与制度社会“,即“周礼“也是很自然的。

与复礼相联系的,他还提出了“正名“。他的弟子子路问他:假如卫君等着您去治理国政,您首先准备处理的大事是什么?他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子路)简要明确,一定是“正名“。所谓正名,不是指纠正一般事物的名,而是指名分。职事。仪则这种关系到制度仪礼等具有政治内容的大事。当时由于社会动荡和变革,把原有的制度。秩序打乱了,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好多事情已经名实紊乱。名实不符了。譬如大夫诸侯情用天子才可议用的礼,臣弑君。子弑父等等。“正“就是把现实已经紊乱了的。按原有的规定把它匡正过来,使之名与实相符,一切按周礼行事。这表明了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主张恢复周朝的国家秩序,但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孔子要复辟奴隶制。

孔子的主张是礼仁结合,纳仁于礼,用仁来充实礼。这是孔子的创新。“关于礼仁关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句话的本意是,礼乐只能由仁人来实行,不仁的人是无法行礼乐的。显然,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实现仁的途径。就仁和礼的本质来说,仁,归根到底,反映的是根源于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礼,主要是规范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注重仁和礼的结合,实质上是注重了人道与政治的结合,从而对周礼作了重大的修改。仁与礼并不矛盾,因为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的结合,才是一种制度的完善。

孔子的政治思想还包括他的德治主张

同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他说:“道(引导)之以政(政法),齐(整齐)之以刑(刑罚),民免(免罪)而无耻(廉耻),道之以德(道德),齐之以礼(礼教),有耻且格(人心归服)。“(为政)很明显,他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实行德治的具体办法:

１。重教化,轻刑罚。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在“庶“(人口众多)。“富“(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加强教化,庶。富。教缺一不可(参见子路)。在礼刑问题上,孔子主张礼教是根本的,不得已而用刑,必须慎用。他反对虐杀,在这里孔子已经把“礼治“与“刑治“区别开,也就是把“法治“与“刑治“区别开。他说:“不教而杀,谓之虐(暴虐)。“(尧日)他认为善人治国经过百年,就“可以胜残(克服残暴)去虐(免除虐杀)杀“(子路),是理想的政治。他甚至否定诉讼。他说:审理诉讼,我不比别人差。“必也使无讼乎!“(颜渊)他不胜感慨地主张一定要把诉讼的事件完全消灭才好。因为古代的讼总是和刑联在一起,而刑又是针对百姓的,所谓“刑不上大夫“。

孔子认为“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记载一件事,孔子路过泰山,看到一妇人在一座坟墓前哭得非常悲哀。他让子路去问,说听到您的哭声,肯定是有极为沉痛的忧伤之事,妇人回答说,是的,我一家三代人死于虎口,先是公公,后是丈夫,最近儿子又被虎吃掉了。孔子问道,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妇人答,这里政情乎和,无苛政。孔子听后对其弟子说,你们要记住,苛刻残暴的政治,比吃人的老虎还要凶猛可怕!这个故事拆射出来民众对暴政的抗议,也从另一个极端反映出孔子以德治国的愿望。

在讲德治时,孔子也不是完全不要刑。郑国出现许多“盗贼“,聚集在芦苇丛中。执政者太叔发兵攻剿,把人全杀光了。对这伴事,孔子的意见:治事光靠宽大不行,只有严厉也不行。应当是么“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认为宽猛相济,政事才会谐和。宽猛结合,就是文武两手并用,德治与刑治都要。

２。反对过度榨取,主张“使民也义“。“使民也义“。义者,宜也,就是役使老百姓不要过分,要适宜。类似的提法还有:“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就是要统治者注意节约费用,爱惜人力,役使百姓,不违农时,他还主张“惠民,“给民以恩惠,提倡“庶“。“富“。“教“。这样就能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子路),“既来之,则安之“(季氏),就他个人说,也注意对人的关怀,一次他家的马棚着火,他退朝回家,便问道:“伤人么?不问马,“(乡党)这些就是孔子的“仁“的体现,把人当作人,并给以起码的生活条件。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孔子还看到了当时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过大的现实,认为这是造成社会不安。国家颠覆的基本因素,因而提出来平均主义的经济主张。他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有国“指的是诸侯,“有家“是指大夫,就是说当权者,不要着急财富不多,应当怕的是财富不均:不要着急于人民太少,应当怕的是境内不安。因此他认为:“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同上)假如财富均平,假无所谓贫穷:境内和谐,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便不会倾危。

３。为政需正己。孔子认为要治国正人,必先正已,正己才能正人。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所以孔子主张统治者一定要是德高望重。身体力行的“君子“,君和师应当是一体。这样,为政者起表率作用,就会上行下效,自然就会政通民和国家得治。他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礼记·中庸)很明确,他认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是否有德者在位,决定于为治者道德水准的高低。正人需正己,表率榜样在教化中有重要作用,这是对的。然而政治和道德是两个不同范畴,国家的治理首先是权力,法令是靠具有强制力的权力推行的。所以,在政治活动中,身正,有令不行或身不正,必从其令的事例,屡见不鲜。孔子对为政者提出一定的道德水平要求。

４。举贤才。与孔子的德治思想相联系,他认为国君要治平天下,就必须举贤任能,发现和提拔优秀人才,参与国事。他的弟子仲弓问他如何搞好政治,他回答的要点之一,即“举贤才“。关于贤才的标准,孔子认为应该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志于道),就是要有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据于德““依于仁“,就是要依据仁的精神和拥有高尚的品德;“游于艺“,就是能善于悯熟地运用业务知识和技能。简言之,贤才就是要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和治国才能。这是一个德才兼备标准。

标准很高,但孔子在用人上并不责全求备。他说:君子“及其使人也,器之“。“器之“就是某一方面的特长,君子用人册其所长分配工作,而小人“及其使人也,求备也。“(子路)小人用人,则百般挑剔,求全责备。孔子反对“求备于一人“。他的弟子曾子说:“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易事也。“(说苑·雅言)所以,孔子不但善于培养人才也。很会发现和使用人才。

三。孟子的政治思想

孟子,名柯,邹(今山东邹县)人,其生卒年已不可详考。大约子公元前三七一至前二八九年。相传为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受业于子思的弟子。孟子一生名气很大。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游说诸侯,先后到过齐。宋。膝。鲁。梁:(魏)等国。在齐国。鲁国曾被聘为卿,但属于议而不作的虚位,为时很短。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政治变革大为得势,思想阵地极为活跃。当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法家。兵家。纵横家在社会政治舞台上也十分活跃。百家争鸣方兴朱艾。以捍卫孔学的孟子,慷慨激昂地用孔子学说来“正人心,息邪说,距(反对)波(不正)行,放(驳斥)谣(荒唐)辞。“(滕文公下)批判各家,发扬孔学,参与争鸣,使儒家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孟子一生官运不佳,但学术上大有成就。“退而与其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他对孔子的学说作了系统的发挥,特别是继承了孔子的仁说和德治理论,进一步发展为仁政说和贵民论。孟子的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被人们尊为“亚圣“,拥有仅次于孔子的显荣。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和其弟子共述的孟子一书中,此外;中庸一书发挥了孔孟学派的观点。

(一)行仁政

孟子的政治学说,核心就是“行仁政“。他说。“孔子日:道仁,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仁与不仁“,用政治术语表述即为“王道“与“霸道“,治国之术仅此两种,任人选择。孟子认为“霸道“是“以力服人“。虽然可能成为大国,但任凭暴力就会“失道寡助“,众叛亲离,天下不顺,导致身危国削,亡国无日。“王道“是“以德服人“,人们心悦诚服,众望所归,对内就会国泰民安,政平人和;对外就能“得道多助“,天下无敌,自然就会统一天下。孟子的这种主张,对于靠强力立国。凭暴力兼并天下的战国时期有一定教育意义。

孟子行仁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是“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就是要订立制度,使民众有固定财产。他认为民众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才会安居乐业,有礼义。对于“恒产“的要求,他认为起码应当使耕民可以养活父母妻子,丰收年成全家能温饱,灾祸年岁免于家破人亡。进一步他提出较高的设想,具体是要使各家有“五亩之宅“,“百亩之日“,要“勿夺农时“,树桑耕田,饲养畜禽,保证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参见梁惠玉上)应当说这些要求都是农民的愿望,为使这一设想得以实现,孟子提出要恢复井田制。井田相传是殷周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显然,孟子再提出这已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了的东西,当然是行不通的,这也属于“守旧术“的范围。

二是均平赋税,减轻民众的负担。战国时期,各国间战争频繁,各种赋税名目繁多,群众负担极重。他反对这种诛求无厌。竭泽而渔的榨取办法,提出要“取于民有制“,即榨取要有个限制度。关于如何实现均平赋税,孟子的主张大体是以恢复周代的国野制度为前提,“国“即指当时居于统治者城区内的平民,称“国人“;“野“即指居于城郊以外的农奴,称“野人“。据称当时的税赋,国人交纳十分之一的实物地租:野人向国家提供九分之一的力役。所以,孟子提出,“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膝文公上)的主张。不过他并未考虑时过境迁,经过剧烈的社会变革,国野制度在战国时期早已荡然无存了,孟子试图通过恢复国野制度均乎赋税,实践上是不可能的:不过,当时,他主张建立固定税法,呼吁统治者取民有制,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有利于劳动者,曲折地反映了百姓的呼声。

三是保护工商业。自古以来,工商业一直为专制国家所把持,是为“工商食官“。春秋以后,官办工商的格局开始打破,战国时期,私人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是,由于诸国分割,关卡林立,关市之征繁重,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孟子反对这种各自为政。雁过拔毛的关税制度,主张对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小农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当政者的经济政策一般倾向于重农抑商,孟子这种支持工商业发展的主张,是很富有远见的。

除了这些经济主张之外,孟子的仁政思想还包括加强教化和省刑罚的内容。关于教化,他认为民众仅有衣食足还不够,还必须明礼义。他提出在使民众有“恒产“的基础上,要注重教化,使之有“恒心“。为此要办好各类学校,目的是要人们“人伦明于上,小民亲子下“(滕文公上)。即上层了解人际间应有的准则,老百姓相互间亲密团结,也就是要人们按礼义行事,相互友善和谐。与此相联系,他主张:省刑罚“。他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尽心上)“畏之“就是孔子说的“齐之以刑“之政;“爱之“即孔子提倡的“齐之以礼“的礼洽,很明显,孟子提倡的还是孔子的以礼为上。以刑为下的政治路线。

(二)民为贵

与其仁政思想一贯的,孟子又提出了民贵说。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是土地和粮食,因而用之象征国家政权。孟子说法的排列是:民众一社稷--君主。民贵君轻体现了国家可变。君主可换。而民众不可易的思想,这是时代的卓见,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远古的“民为邦本“思想。

民为贵,首先要摆正君民关系。他提出统治者必须考虑民之“好恶,民之“所欲与之,所恶勿施“,进而要与民同乐,与民同状,“乐以天下,优以夭下。“(梁惠王下)他认为君所以能治民,在于君自身正,正己而后正人。他说:“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国家安定的前提是君正。相反地,君如果不正,失职残民,民则可去可杀之。在论及商汤放逐夏桀王。周武玉讨伐殷纣王时,他说:“贼(伤害)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凶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事情虽然是下反上,然而杀的却是残害民众的独夫民贼,他们自身已经否定了自己的国君身分,所以不是“弑君“。与此相应地还有个君臣关系,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君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这种相互关系以彼此是否互相尊重为转移,地位有上下,但人格是平等的。这在七国争雄。兵火交加。交相争霸的时代,君权日益膨胀,出现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对后世封建君主专制条件下,出现某些敢于抗横某些暴君独失的诤臣志士起了有益的影响。孟子这些思想是有一定民主意义。

(三)性善论与法先王

这是孟子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孟子的仁政说来自性善论。仁政是以人性善为根据的。“仁政“来自“仁心,。按他的说法是,人生而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也称之为“四端“,是天赋的。仁心“或“善端“。把“善端“充起来,表现于外则为“四德“:仁。义。礼。智。“四德“施之于人。见于行为,叫着“推恩“,即由近及远把恩惠推广开来,表现为“老(尊敬)吾老(长辈),以及人之老;幼(爱护)吾幼(儿女),以及人之幼。(膝文公上)把这个原则引入政事,就叫着“仁政“。简要些说,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不忍“即怜恤友善。因此,“仁政“是由人性所规定的。

仁政除有人性的根据,还有历史的根据,这就是孟子的“言必称尧舜“。孟子宣称,他行仁政这一套,从井田。恒产到举办各类学校,强化教育,都是古已有之,从尧舜时代传下来的“先王之道“。古代由于实行这种“王道“,天下大治。今天的天下大乱,正是违背了先王之道。因此,要由乱到治,就要“法先王“,或称“法尧舜“。

不仅如此,孟子还提出一种历史观,即历史发展循环论,社会是从治到乱,从乱到治,一治一乱,循环往复。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同上)。历史发展五百年有一个大循环。他认为到自己的活动时期,又是一个“王者兴“的时代。

这样,孟子就从人性上。历史上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上,为其政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极大地丰富了儒家的政治学说。

四。荀子的政治思想

荀子,名况,赵(今山西南部)国人。其生卒年已不可详考,稍后于孟子,大约在公元前二九八一-前二三八年间。荀子早年和中年在齐国度过,于齐稷下学宫讲学,在这一时期曾应聘入秦,对秦国的刑治。民情等出现的新气象,备加赞扬,高度评价为“治之至也“。寄全国统一的希望于秦,但他对秦不行“王道“有所异议,建议其“力术止,义术行“,提出应当用“节威行文“的和缓办法统一全国,未见用于秦。晚年到楚国,春申君委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春申君死,废居兰陵,在楚去世。

荀子一生主要从事于讲学和著述活动,学生中最有名气是韩非和李斯。荀子在学术派别上属于儒家,但其思想又别与儒家,他吸收了当时的各家各派,特别是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儒家门户中自成一派。而且自认为只有他这一派才是儒家的正统。因此,对于思。孟子学派批判十分尖锐,把儒家其它门派贬称为“贱儒“,“俗儒“,“沟犹普儒“。但实际上,荀子在许多方面背离了孔子仁礼思想。

荀子一生留下的著作为荀子一书,今存三十二篇,其中大部分为荀子本人的作品。荀子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１。隆礼重刑

隆礼重法是荀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他的说法是:“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统治天下),重法爱民而霸(称霸天下)。“(荀子·强国,下引只注篇名)又说:“治之经(常规),礼与刑。“(成相可见在治国的方略上,荀子是礼法并重这里他虽继承了孔子的复礼。正名思想,但又走向重刑的思想。

荀子之所以被列入儒家学派,他崇尚礼是一个基本原因,他也是儒家学派中对礼的理论论述较为集中的人。什么是礼?荀子除了延续儒家历来的认识,认为礼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相应的礼仪规定,他关于礼的内容,有一个新的简明定义:“礼者,养也。“(礼论)“养“,供养。具体些说,礼,就是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也包括音乐文采等精神需要。礼,就是为了满足这些欲望和需要而规定的制度和规范。这就偏离了儒家对“礼“的解释。

礼是怎样产生的?他认为,礼起源于人的欲望,人们的欲望无止境而财物有限,必然相互争夺。“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是礼之所起也。“(礼论)简言之,“礼“是同欲。物。争。乱相联系的。关于礼的作用,简要说,荀子认为在于“别“。他说:“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强调)其别。易(同何)谓别?日: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论)这就是说,礼的作用在于区别贵贱贪富,划分等级差别,因而所谓“养“,不是一视同仁,不是“吃大锅饭“,而是依据不同等级地位,各有所养,即“皆有称者也“。“养“要与其地位身分相称,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按其地位,求而度量有界,各得其应得之分,因而才能“欲而不争“,不争不乱。荀子把“礼“的政治含义引向专制。

因此,荀子又认为治国之道,不仅要“导之以道“,而且要“禁之以刑“。他甚至主张“才行反时者死无赦“,“无恶不待教而诛“。即对那些不识时务。敢于反叛者,对罪大恶极的元凶,要严刑重罚,以禁暴除恶。他还认为:“治则刑重,乱则刑轻。“(正论)这同孔子“不教而诛谓之虐“和要取消讼诉的主张已经是相去甚远了。他总的态度是礼刑并用。他说“听政之大分(要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下善至者,待之以刑。“(王制)对善意的用礼,对恶意的用刑,行为各异,区别对待,礼刑各有用场。不过在礼法的关系上,他又回到儒家观点,认为礼较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他说:“礼义者,治之始也。(王制)又说:“法者,治之端也。“即认为,礼义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或出发点,法律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在劝学篇中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已也。“礼是记载礼的总汇,它是制定一切法律条今的准则和总纲,显然,礼对法是起指导作用的一般原则。

总起来看,荀子对于礼法关系的认识,较之孔孟有很大的退步。孔孟主张行德治,施仁政,主要是着眼道德教化的作用,而荀子则主张礼刑并重,这也是荀子思想走向专制的一种体现。

２。尊君爱民

荀子的隆礼,则是从维护等级贵贱,维护封建等级制出发,等级制的最高点,就是国君,因而荀子的隆礼最终目的又是为了尊君。对此,他直言不讳他说:“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论)礼有三个根本:事奉天地,尊崇祖先,隆尚君主,而三者的关系则是,尊奉天地。祖先,都是崇尚君主的条件。是达到崇尚君主目的的手段。关于尊君,他的言论很多。“天子者,势位至尊“(正论)。“君者,国之隆(尊)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致士)显然,他提倡的是君主的位至尊,权最大,独一无二。他甚至说,对君主的意见,“同焉者,是也:异焉奢,非也。“(正论)一切以君主的是非为转移,几乎完全成了君主专制主义的论调。这同孔孟对君臣关系的看法有明显差异,却和法家的唯君是尊的主张极为相近。

荀子在提倡隆君的同时,也主张爱民,他认为民为邦本,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文说:“传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认为君主得民心,则身荣国安,失民心,则身危国削,国家的安危强弱存亡最终纟于民。他的说法是:“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王制)因此,有国者必须“爱民“。“利民“。如何“爱民“?荀子有一套所谓“足国富民“主张或政策。主要是:重本抑未,加强生产。荀子认为,富国富民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关键又在于发展农业。他认为粮食是社会财富的标志。因此,农民才是“生之者“,工商业者及士大夫则是“食之者“。所以,荀子主张“省工贾,众农夫“(君道)。国家要用行政手段,最大限度地限制工商者和士大夫的人数。这样,才能做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则财恒足。“富国)荀子这种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业为未的思想,显然是受到了前期法家商殃的影响。在当时的条件下农业具有重要作用。重视和提倡大力发展农业,自然无可非议,然而,在战国时期,工商业已有了相当发展,它不仅成为繁荣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促进全国从分裂走向统一,起着极大的作用。荀子这种重本抑未的主张,显然比孟子保护工商业的见解后退了。荀子处处为“君者“想办法,但他下的药方却是一种古代重农主义的政策。

３。人治与法治

荀子认为治理国家,既要有法,又要靠人,二者都重要,但比较起来,人则是第一位的。他说:“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君道)言简意赅,君子是国家得治的本原,人是根本的,人存则法起作用,人去则法名存实亡。因此,他提倡君子政治,主张正人必正己。他说:“君者仪也,民者景(影)也,仪正而景正。“(君道)他把君和师融为一体,把政和德结合起来,这是儒家治国之道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他又从人治出发,他认为国君能否尚贤使能是国家强弱兴亡的关键。是衡量国君明智或昏庸的重要标志。这样荀子所谓“法治“又回到了人治上。

荀子主张人治是与他的反人道的“性恶论“相联系的。在人性问题上,荀子反对孟子,主张人性恶。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的也。“(性恶)先天自然的是性,后天人为的为的。为什么人性恶?他认为,作为自然的人性,人生下来就有对声。色。农。食的情欲和贪利。残忍的性格,如果顺着这些情欲发展下去,就必然要产生相互争夺。相互残杀和淫乱等各种恶行,就会破坏社会的秩序。一句话,人的自然本性天生是恶的。至于“善“,象忠信。仁义。辞让这类道德品质,是“反于性而悖于情“的,是违反人性的。怎样由恶变善?他认为只能通过教化和人为的努力,即“生于的“。

从这种反人性论出发,为了使人禁恶从善,由恶变善,就既需要“隆礼“以教化,又需要“重刑“以禁恶,礼和刑都生根于人性,产生自改变人性的需要。这里从政治和教育的角度来看,荀子和孟子在人性善恶上完全相反,孟子讲性善归结为“仁政“;从本性上说人们都具有教育成圣的可能性,所谓“人皆可以成尧舜“。荀子讲性恶导致“隆礼“。“重刑“,从本性上说人人具有教育成圣的必要性。途经不同是因为荀子是立足在反人性的基础上。

尽管荀子是战国结束。秦统一天下前杰出的思想家,他虽然孔子那里吸取了一些仁礼的思想,但他的思想核心是建立反人道的“性恶论“上,他这个理论的目的是他为封建统治阶级设计的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中起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