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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楼一幕成为转化的高潮所在，蝴蝶的变形意象也在此得到凸显，在这里，马蒂向威廉坦露了一切，无论是为威廉所做的事还是对威廉的感情。这时的威廉才明白过来从一开始马蒂就希望威廉忠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能够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她并不急于一下子把威廉从迷失中解救出来，而是一步步让威廉明白自身视角的局限性和偏差。为了帮助威廉，马蒂把自己写的童话故事卖给出版商以获得稿酬，用来预订两张驶往巴西的船票，把自己的打算全部告诉威廉。此时的威廉明白了马蒂的良苦用心，她像好心的仙女一样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关注自己，给予自己支持和引导，不至于让自己迷失在温柔乡里。威廉对马蒂满怀感激，对马蒂说道“你挥一挥魔杖，我就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而我还没来得及想起我需要它们”。[1]但是，马蒂想要的并不仅仅是充当一位好心的仙女，她渴望威廉能够看看她，这个“她”并不仅仅局限于外表上的重视，而是当作真正意义上的女人来对待，并不是像工蚁一样没有性别之分，而是不仅有女性的躯体之美，还有丰富的感情体验和自我精神意识的女人。她拒绝威廉称她马蒂﹒克朗普顿，而是希望称她为玛蒂尔达。琼﹒斯图若克曾经指出这两个名字之间具有的不同象征意义：在众人面前，马蒂﹒克朗普顿是老小姐“马蒂﹒詹肯斯” [3]；但在属于她个人空间的阁楼之上，她就成了令人震惊和赞叹的威廉王后玛蒂尔达。这个时候的马蒂在威廉的心目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威廉已经注意到马蒂有一副引人注意的手腕，手腕这一意象代表着女性符号，也就是威廉已经将马蒂视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人玛蒂尔达。
马蒂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意志力，她大胆正视自身的情感，为摆脱依附于人的生活，追求自由和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不懈努力。与之相比，尤金妮亚就好比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外面的风吹浪打，只能在安逸的生活环境中渐渐失去活力直到凋谢，这也是尤金妮亚对威廉的影响力越来越低，而马蒂越来越多地走进威廉生活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马蒂对自身精神价值和自身情感追求的热情使威廉无法将视线从她个性化的自我存在上移开。曾经一度被尤金妮亚在肉体上控制的威廉在与马蒂之间的感情中，深切地意识到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的动机不会使人像动物那样沦为环境的奴隶，人不是蚂蚁。劳伦斯曾说：“当精神和肉体和谐一致时生活才可以忍受”。[4]“威廉实现自身的重生和蜕变是通过与马蒂灵与肉的结合完成的，马蒂不是被动的接受男性凝视的审美客体，而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实现自我和达到感情幸福的行动者，她对于自然观察与科学研究的兴趣颠覆了传统文多利亚文化对于女性特征的界定”，[5]她是文多利亚时期众多突破传统女性形象中的一员。
三、文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意识
《天使与昆虫》中蝴蝶的出现体现出了拜厄特心中对文多利亚时期女权意识的看法和意见。19世纪的文多利亚时期，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展开，一部分女性的自我意识渐渐的开始觉醒，但大多数的女性依然臣服于男权社会，拜厄特意识到这一点，在《天使与昆虫》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体现出了这一观点。拜厄特将两位女主人公的性格塑造得具有强烈的可对比性，将文多利亚时期女性的觉醒意识差别呈现在读者面前。
“蝴蝶”是美丽的载体，美丽的外表犹如小说中的尤金妮亚，蝴蝶的生存空间是愉悦的，自由自在的，这也正是马蒂所向往的。在布莱德利庄园里的稀有蝴蝶大多是蝴蝶标本，只有美丽的外表，没有属于生命的灵魂，是空洞的、不真切的，尤金妮亚则是这一类的代表，她是文多利亚时期女性自我意识蒙昧的一类。马蒂则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代表，她的出现代表了文多利亚时期女性对自我意识的认知达到了可观的程度。19世纪的英国依然是男权意识当道，政治、经济、家庭的决策者都是男性。家庭中的父权制度禁锢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女性在出嫁前作为子女被父亲监护和教育，出嫁后又依赖于丈夫，基本上丧失了自我独立的能力。拜厄特认为除了父权制对女性的禁锢之外，性、爱情和家庭琐事也威胁着女性的自由，尤金妮亚便是如此。长期的家庭禁锢生活让尤金妮亚的视野仅仅局限在庄园里，虽然对威廉所描述的丛林生活感兴趣，但也只是形式上的询问并且是短暂的，结婚后的尤金妮亚对威廉的生活更是只字不提，婚姻生活让尤金妮亚步入了她母亲的后尘，封闭了她的内心世界，心甘情愿地沦为爱情和婚姻的奴隶。在拜厄特的意识里婚姻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正如她所说的：“爱情是所监狱，期望它不是那是不现实的。”[6]尤金妮亚是父权制下的牺牲品，是在不自觉中一步一步甘心沦落为男权下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