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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甘露之变”，晚唐诗人的代表人物杜牧、李商隐在诗作中都有所反应。杜牧是胸怀经世治国远大理想的诗人，曾以济时治世为己任。杜牧官至监察御史之时，朝中郑注等人声威正盛，其好友李甘和李中敏得罪了郑注和宦官集团，遭到贬谪。这两位朋友的遭遇，也让杜牧察觉到危险，在同年七月移疾分司东都，也因此免于甘露之祸乱。他在《李甘诗》写到：“予于后四年，谏官事明主。常欲雪幽冤，于时一裨补。拜章岂艰难，胆薄多忧惧。”从诗中可以看出杜牧当时居谏官之职，想上奏为李甘伸冤，却“胆薄多忧惧”，表现出了他明哲保身，远避祸乱的消极心态，可以说是‘甘露之变’造成杜牧心态的转变。早年的杜牧思想是极为激进的，既主张削藩镇，又反对宦官擅权。可以说，在宦官擅权、无所不为的淫威之下，没有人是不恐惧的，“甘露之变”导致了杜牧心态的转变，他的变化可以说是晚唐文人的基本写照，明哲保身，远避祸乱成为他们的普遍心态。在这个衰亡的时代，“文学艺术无力于干预社会生活，文学艺术家不能‘达’而‘兼济’，于是转向‘独善其身’”[ ]。
在这个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人人自危的年代，李商隐的诗表现出了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态度。李商隐《有感》诗题注“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乙卯年即大和九年（835），所以此诗即是“甘露之变”而作。诗中直接对唐文宗任人不贤，李训无谋误国作出批评，并揭露了宦官凶恶残暴、屠戮朝臣的罪行。不久之后，李商隐有做了一篇《重有感》，对文宗遭禁，宦官擅权深表愤慨，希望藩镇能进军长安，消灭宦官。浙江大学的胡可先教授对李商隐这种异于他人的心态做出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李商隐没有全身远祸的原因，其一是对政治涉足尚浅，认识不足；其二则是因为李商隐依附藩镇势力，而藩镇是当时唯一可以与宦官抗衡的力量，因而李商隐的直抒己见也是政治混乱影响下的产物。”[ ]
（二）社会文化环境
诗歌创作离不开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晚唐时期的文化对诗歌创作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道、佛三家。
在唐代对思想文化兼收并蓄的态度之下，儒、道、佛三足鼎立，经过盛、中唐的融合与摩擦，三家的斗争在晚唐时期达到高潮。在唐末，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控制了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触及到了封建势力的经济利益。于是儒道两家抓住了唐武宗崇信道教、厌恶佛教的心理和会昌年间讨伐泽潞财政紧张的契机，借助皇帝之手对佛教进行了打击，也就是“会昌灭佛”。这次事件对佛教打击非常严重，但儒道佛三家的争斗并未停止。唐武宗之后的唐宣宗下令恢复佛教，之后的皇帝大多崇信佛教，佛教势力又迅速壮大起来。道教在唐朝时一直被宠爱的，晚唐多位皇帝都追求道教的丹药长生之道，甚至因服食丹药中毒而死。道士甚至被赐予官爵，使封建统治更加混乱。对于佛道两家在朝中势力的过分膨胀，儒家人士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劝说皇帝不要过分的宠信佛教和道教，但并未奏效，甚至遭到贬谪。儒道佛三家思想在不断地斗争中慢慢的发生变化，“在晚唐, 儒家淡化了现实功用色彩, 表现出更多的空言明道的性质, 道教则从丹鼎派走向内丹派, 而佛教兴起了喝佛骂祖的狂禅之风”[ ]，这一系列的变化也直接影响到了晚唐诗人的诗歌创作。
晚唐儒学在宦官擅权、藩镇割据的政治环境之下，官方力量十分薄弱，官方儒学的发展缺乏强大的政治保障，混乱不堪的政治局势让儒家文人经世治国的抱负化为泡影，他们对国家政治和社会民生越来越淡漠，更多的去关注个人内在修养和精神觉悟。文人态度的转变意着儒家经世致用的色彩逐渐淡化，更多的表现出空言明道的色彩。此时的诗歌批判现实、讽议社会的色彩大大减弱，或者说是变得极为隐晦，诗人们对社会、个人所经历的悲苦磨难作出叙述，但却不再直接指明罪魁祸首，而是追寻古人圣贤以求解脱，或者自我哀叹而无可奈何。皮日休在《三羞诗》之二中以犀利的笔锋对黑暗的社会现状做了真实的揭露，但并没有指出战乱的制造者，而是追寻古人圣贤、追慕隐士，正如诗中所言：“方知古人道, 荫我已为足。念此向谁羞, 悠悠颍川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