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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伦理
魏晋南北朝时期标榜“以孝治天下”。“皇太子出太学，讲《孝经》” [9]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动荡的北朝社会还是比较注重伦理道德的，特别是“孝道”。
“孝道”思想在中国的发展由来已久，而魏晋南北朝对“孝道”的重视较之前代可以说是有过之而不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孝道伦理成为统治者治国的工具”[10] 由此可以看出，“孝道”在当时的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们肯定会受到“孝道”的教化作用，以“孝”为本，其中最明显的就表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人以“孝”字取名。“人们以‘孝’字命名取字的现象较为普遍，‘孝’甚至成为当时人们求取嘉善之名的首选字” [11] 可见，魏晋南北朝虽然处于乱世之中，但人们的思想道德却丝毫没有退色，尤其是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主流的孝德观念，更是深入人心。因此，人民群众笔下的木兰才能在诗中显示出主动为父母分担忧愁的贴心与孝顺，更会在荣立战功后选择重返故乡，留在亲人的身边，这所有的一切，不能不说与“孝”有必然的联系。木兰的选择或许也正是当时北朝人民的选择，更是社会伦理道德的选择。
（二）自然环境
“北方地域辽阔，风沙、荒山、黄土、干旱锻炼人民的意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大会注意细微的东西，目光总是向着高远之处，久而久之，人的心胸随之扩展，形成粗犷、豪迈的性格” [12] 由此可见，北方独特的地理位置，艰苦的生活环境，大漠草原的苍阔豪迈之气，使得北方人民在性格上相对豪放大气、善良朴实，从而也锻造了其刚健质直的文学风格。从诗中“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等大多数诗句可以看出《木兰诗》的语言平白直叙，朴素自然，与南曲“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般婉转曲折是截然不同的。由于北方各民族与南方人民的生活环境存在很大差异，地域的辽阔、气候的干旱使得北方民族形成了独有的生活习惯和性格气质，这些都渗透在其文学作品中，因此，北朝民歌无论在情调还是风格上，都与南朝民歌有了明显的区别。同时，北方民族坦荡豁达的性情还浸染了他们的文学风格，使《木兰诗》在表达方式上呈现出平易直肆的特征。《木兰诗》中的句式相对自由，正如胡应麟在《诗薮》中指出：“杂言之赡，及于木兰”。《木兰诗》将五言、七言、九言多种句式杂糅并用，而且语言干脆爽快，简洁明快，多通俗易懂的口语，体现了民间文学的显著特征。所以，《木兰诗》民歌色彩的形成得益于北方民族所生存的特殊的自然环境。
北朝处于一个动荡的社会大背景中，这一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陆续入主中原，使得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引发了深度的撞击，战争在带来灾难的同时，又为各民族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范文澜在其所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曾提到：“北朝有《木兰诗》一篇，足够压倒南北两朝的全部士族诗人。”《木兰诗》凭借它朴素自然的民间语言、灵活多变的杂言句式、巧妙多样的表现手法，使得它在文学史上能够独占一席之地，并且《木兰诗》中许多极富情致的民歌特色大都被后代的文人们保留了下来。因此，流传了上千年的北朝民歌到了今天也还是韵无穷，充满生机活力，就像一杯酒，越陈越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