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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复仇行径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出曹禺对蘩漪的塑造停留在了人物的感情层面，蘩漪的复仇是社会层面的复仇，她与在社会上那些惨遭抛弃，愤而向伤害她的人报复的女性别无二致。而七巧的复仇却是彻底的复仇，是上升到人性层面上的复仇。她早跨越了感情而将报复的矛头指向所有比她弱小的人，连她自己的亲生骨肉也不放过。张爱玲写到了七巧人性的深层扭曲和心理畸形，远远超越了一般情感层面的刻画。
从前一段对蘩漪与七巧复仇的不同行径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蘩漪的复仇只在情感层面，这是人社会属性的范畴，而七巧的复仇则是彻底的沉沦，是写至人的自然属性层面的。曹禺只写出了人物社会层面的追求，人物本质的人性层面并未过多触及，而张爱玲则写出了七巧在爱情丧失，社会追求丧失后人性的彻底疯狂。毫无疑问，张爱玲的描写是更深刻的，而曹七巧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被塑造的如此深刻的女性形象之一。
三、两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丁玲笔下的梦珂，与蘩漪一样年轻貌美，性格孤傲。她面对学校教员的丑恶行迹，勇于反抗，毅然离校。她为自己的理想不断与现实进行反抗，但最终还是妥协于物质的生活。蘩漪与她不同的便是反抗的比她坚决，比她强烈。巴金所写的曾树生和蘩漪一样受过高等教育，婚姻生活都不顺，但她勇敢的走出了家庭，去追求自己所渴望的自由。她与蘩漪一样，都在寻找解决家庭与幸福矛盾的突破口，只是处理的方式有所不同。鲁迅所写的子君，痴恋涓生，与他结合后沉浸在家庭的安宁与爱情的幸福里，再不复有当初的雄心壮志、远大理想。她由一个勇敢追求自由，追求男女平等的新时代女青年变成平凡琐碎家事下的奴隶。她为了爱情抛弃地位、财富、理想，可换来的却是涓生的不理解，瞧不起，最终被他厌弃。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蘩漪的身上或多或少有着梦珂、曾树生、子君的影子，她是她们不幸的集大成者：她像梦珂一样在现实与理想中挣扎；她像曾树生一样在努力寻找家庭与幸福的突破口；她像子君一样为爱抛弃所有。曹禺所写的蘩漪延续了中国文学史上对女性爱情悲剧的常规描写，而她追求的思想觉醒与情感自由也是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新女性形象的共同追求，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她是个类型化的女性形象。
反观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却有别于现代文学中一般女性形象的特点，而具有更独特的艺术价值。张爱玲在塑造曹七巧时脱离了社会给予女性的道德束缚、伦理压迫，挖掘出了女性在遭受苦难时人性本能的困境，将曹七巧在欲望面前人性的最终崩溃刻画到了极致。七巧对子女的蚕食，对金钱的畸恋，对常规社会中的正常女性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母爱是女性的天性，这是每个女性都具备的人性光辉。张爱玲正是在此处巧妙地将七巧放置在社会伦理之外，深入到她的人性层面上。七巧的欲望，既涵盖了曹禺所构建的爱情层面，又超越了曹禺的繁漪，更涵盖了人的情欲、物欲等最基本的本能。曹禺写蘩漪只写到了女性在爱情毁灭后的表现，张爱玲的写作却写到了曹七巧在欲望漩涡中人性如何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最深层。张爱玲认为“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11]这与张爱玲早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父母的离异，继母生父的虐待，母亲的冷漠，使得张爱玲的家庭视角、母爱观有别于普通人。
至此，从繁漪到曹七巧，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两者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位置：繁漪和曹七巧毋庸置疑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女性形象之一，笔者通过对两者异同的比较分析可得出，曹禺相比张爱玲，在对人的生理属性、人性原欲、非理性的精神深层的探寻上不如张爱玲，而对人性本质的挖掘从来都是文学所要表现的最根本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曹七巧的价值超越繁漪，超越现代文学的诸多女性形象，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与意义。从曹禺到张爱玲，从繁漪到曹七巧，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现代作家在对女性人物的塑造之路上究竟走出了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