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鲁敏书写底层的都市小说中，关注最多的是以“暗疾”为主题的系列小说。“暗疾”本意为“隐于体内不易发觉或治疗的疾病”，当鲁敏将手中的“取景器”对准这群身处社会下层的小人物时，她观察到的不仅仅是他们贫瘠的物质条件、落魄的生活状态、卑微的社会身份，还有“小人物”们人性中的虚弱不堪，性格中的残缺不全，以及不为人知的精神病灶。如《墙上的父亲》里妹妹王薇狂热的贪吃与不知羞耻的偷窃，《镜中姐妹》里小五子总是喜欢收藏家里人丢弃的一些东西，《致邮差的情书》里中产阶级M由衷的喜欢那些具有清贫气质的人群与事物。2007年中篇小说《暗疾》可谓俗世众生奇病怪症的集合体。父亲总在要做出某些重大问题的决定时发生不合时宜的呕吐；母亲对记账对账有着神经质般的酷爱；姨婆总是纠结于自己的排便和便秘情况，甚至于连客人的大便问题都要盘问到底；主人公梅小梅在家里头一切正常，但在外头却患有严重的“购物癖”和“退货癖”，而性情宽厚的未婚夫黑桃九，也在象征幸福地婚礼上爆发“暗疾”。小说以小梅一声“我要——退货——”的大叫荒唐收尾。表面上看，这些“暗疾”类小说往往虚构性强，戏剧性重，荒诞不经，“巫性十足”，但倘若我们能细致分析这些精神疾病的原因，便会发现“暗疾”的产生都渊源有自。或是由于童年时期父爱的严重缺失（《墙上的父亲》）；或是出于对现实的绝望（《镜中姐妹》）；或是热衷物质享受而导致精神虚空（《致邮差的情书》）；或是曾经历过极度贫穷的生活（《暗疾》）。因此我们注意到，鲁敏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对身体暗疾的执着，不是为了展现琐屑无聊的生活，庸俗丑陋的人性，也并不意图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什么，而是企图揭示和辨析在现代文明的冲击和压迫下，人们身体的变异和精神的异化。在长期的困厄与焦灼中，人们被残酷命运折磨得越来越压抑，以至于不得不通过某些极端的手段来制造惊喜、逃避责任、满足欲望、宣泄恨意。造成小人物恒久不幸的不仅是困顿的物质生活，更是现代人野蛮增殖的欲望和内心深处的阴影，是一种精神性的灾难。文献综述

如果说“暗疾”是鲁敏切入底层市民精神世界，剖露其精神病灶的手术刀，那么“温情”则是她为辛酸生活涂上的亮色，是她对生活的诗意提升，也是她为身处苦难与绝望的人们指出的一条希望之路。鲁敏曾说：“在中国民间在中国民间的生存哲学里，特别有一种自圆其说的能力，再糟的生活、再不堪的境地，人们都能够在‘自嘲’和‘小满足’中实现自我安慰、苦中作乐。” 这种对于底层乐观与活泼的理解，使鲁敏的“底层书写”常常迸发出“含泪的笑”，在逼仄琐碎的现实层面揭示出生命的坚韧。《笑贫记》中邵丽珍夫妇都是身份低微的底层市民，他们缺乏远大的理想，却也不艳羡城市新贵的生活，唯一的愿望只是“明天的日子比今天好一点”，尽管他们身上有不少市井气，但却并不让人觉得厌恶猥琐。小说最大的亮色是当儿子同学小沫，这个曾鄙视邵丽珍夫妇一家的女孩子生病住院后，邵丽珍一家拿出从牙缝中挤出的积蓄来帮助这个姑娘。由此，“笑贫记”这个题目产生了微妙的张力——贫穷的邵丽珍们依然能够嘲笑这种捉襟见肘的生活现状，“嘲笑”的过程恰恰体现出他们对这种贫苦微寒的生活乐观的态度和圆融的度世方式，甚至是一种有力蔑视；《超人中国造》中的刘传强是一家玩具厂的仓库保管员，身材矮小、贫穷、被女人抛弃、还拖着一个来历可疑的孩子，这样的人注定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是他却因为自己的爱琢磨和有善心，意外地给他人带来了幸福，在同是底层挣扎的人们看来，刘传强简直就是个超人。尽管这个故事设计感和虚幻感较强，读起来并不完全让人相信，但相较于那些令人绝望、痛苦的苦难叙事，刘传强变种式的“阿Q精神”却给人以实实在在的久违的满足。此外，即使在“暗疾”系列小说中也不乏隐藏着的温情的点缀，《墙上的父亲》中大女儿王蔷深夜与母亲的独白，“你很快就会离开这里，我们要过独门独户的好生活，干干净净、体体面面的，那里，谁也不认识你，谁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过去，谁都不会对你指手画脚……” ，《镜中姐妹》里双胞胎姐妹大双小双同时爱上了即将高考的学兄，小双为了成全姐姐大双的爱情，剪去头发以区分酷似大双的面容，最终为了守住多年的爱恋跳河自杀；《致邮差的情书》中罗林尽管每日都受到金钱的困扰，面临妻子出走、母亲要做手术、儿子闹着买《哈利波特》的困窘局面，尽管经常在工作上“一心二用”，但仍然对自己的苦差工作兢兢业业，竭力保全家庭……这些都令人在感受到“生之残酷”时仍有“命之顽强”的会心一笑，感受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汪曾祺先生曾说：“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 鲁敏显然深谙中国底层人民这种儒道互补的“不在乎”精神，这种精神不是浑浑噩噩死皮赖脸地对待生活，而是在面对贫穷、屈辱、仇恨、残缺时仍能用自己独特的感受力和独特的应对方案，去展现人内在的能量和活力，张扬人之本能的同情与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