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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鲁迅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中不仅仅是一位主导者，鲁迅文学在主导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也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鲁迅有可能还在整理古籍、读佛经、抄古碑。新文化运动的初期，面对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空前高涨的局面，鲁迅是没有多大热情的，鲁迅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甚至当老同学钱玄同前来劝驾请其出山时，鲁迅的悲观情绪还是有增无减，鲁迅在绍兴会馆对前来拉稿的老同学“金心异”（钱玄同）说了一段意深长的话：“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可是金心异却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呐喊•自序）鲁迅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象征中国文化，以昏睡的人们象征国民。鲁迅虽然深陷绝望之中，但他又不能抹杀老同学的希望，其实在他的内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丝希望的，昏睡的人们终究会睡醒。于是鲁迅答应了老同学做文章的请求，这便是最初的《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也有力地证明了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导地位。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其基调应该是乐观的、积极的、向上的、理性的、光明的。所以鲁迅文学的悲观情调与《新青年》同人的乐观主义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鲁迅的悲观并不等同于绝望，他时常在黑夜里大声呐喊，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新文化运动前期，鲁迅文学的影响力不及周作人，但是，随着鲁迅文学创作的高涨，他对传统和封建抨击地愈发彻底，他的名气在后来越来越大，并和当时的主将、先驱者要求保持同一步调。鲁迅文学不仅对新文化运动有代表性，对于危机重重的“五四”时代，也最具有代表性。鲁迅文学反传统激进的彻底程度，对传统的罪恶解剖的深度，是同时代其他人所不及的。陈独秀起初很重视国民性的改造，但是后来就有文化批判转向政治革命了。胡适刚开始声称自己不谈政治，不沾政治，但不久就提倡“好政府主义”了。只有鲁迅文学，从头至尾，终身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在这一点上，说鲁迅文学对于“五四”没有代表性，是没有道理的。新文化运动之后，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鲁迅文学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颓唐到玩世不恭或者荒诞主义，哪怕剩下自己一人，也没有像艾略特文学那样试图回到古典主义和宗教中去，而是执著于改造国民性，执著于对社会邪恶的抗议和斗争。《野草》中的《复仇》、《这样的战士》和《淡淡的血痕》中，都夹着这种斗争精神。即使后期鲁迅文学部分扬弃了“五四”，其反传统态度也缓和了很多，但是鲁迅文学并没有抛弃“五四”，他的“拿来主义”里也包括了很多可以为现在所用的中国传统东西，虽然鲁迅文学反孔孟，反老庄，对古典文学予以全盘否定，甚至连自己喜爱的屈原也不放过，但是鲁迅文学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救国救民的患难意识使鲁迅文学蕴含着丰富伟大的文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