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蒋大椿先生批评唯物史观现实合理性的文章。(注: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蒋先生的文章使我们想到,在理论创新的时候能不能突破或允不允许超越主义的一些观点?

主义奠基人对此的答复是肯定的,他们坚决否定存在任何论文网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真理。这种否定不仅他们关于人类经验的积累无论在量和质方面都微不足道(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注:恩格斯说了许多有关真理相对性的话语,这里只取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上比较典型的一段。))的认识,而且源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_存在决定意识(人们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展开认识活动(注: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辩证法只承认一切事物的暂时合理性,这是黑格尔最精彩的思想。)),所以过去对恩格斯学说的神化是违背恩格斯原意的,是恩格斯的学生们怀着对老师的过分崇拜而好心办了坏事。当然,在以往的造神活动中,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借神化恩格斯来神化自己。

科学发展史也告诉我们是可以的,因为原理无非是一种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产生出来的最一般的。基本的认识,是具体人的思维的产物。人的局限性决定了原理性认识的局限性,所以任何原理或规律性认识都不是完美无缺。绝对有效的,任何科学的理论因此都必须是发展的,开放的,否则就变成了宗教。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理论的发展固然可以体现为对基本原理的不断修补和完善,但更多地却表现为对基本原理的突破上。正因为如此,这一领域的人们不会提出坚持或捍卫某种现成的理论,相反却欢迎对现有理论的不断修正,欢迎推翻现有理论的不断尝试。社会科学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但既然是科学,并且大家都认识到它需要创新,那就应同样欢迎对一些基本观点的超越。

事实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已经突破了许多根本性的原则,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因为在这个领域,空洞的原则是填不饱肚子的,所以原则往往在这里要让位于实践。比如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符合传统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哪条原理呢?但它符合主义活的灵魂_实事求是,符合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的原理,也符合理论思维必须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

笔者与吴英。庞卓恒先生(注:吴英。庞卓恒:弘扬历史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_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一样,并不赞同蒋先生对经典唯物史观的基本价值判断,即它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已不能适应现实史学认识的需要,因此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笔者认为尽管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当代生活本身仍然可以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内得到很好的解释。换句话说,在当代,它的核心原理与它的一些辅助原理仍然是一种有效的历史认识方法。而且,即使将来人们的社会实践突破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框架,唯物史观被真的超越了,那也如同相对论突破牛顿力学的基本原理。量子论突破相对论的基本原理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被突破的理论并没有被彻底扬弃,牛顿力学对造汽车。飞机仍旧有效,相对论对造原子弹也继续有效,唯物史观将继续得到发展。

笔者同时对吴。庞两先生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有不同意见。在他们看来,传统唯物史观并非恩格斯的原创理论体系,而是经苏联人倒手的。受到严重歪曲或误读的理论范式。而笔者认为这一估计有些过头,理由是吴。庞两位先生无论是对苏联理论工作者的主义认识水平还是对学人理论修养的评估都有些偏低。

就吴。庞两先生的前一观点而言,笔者倒是与蒋先生一致,即现存唯物史观属于主义奠基人而不属于斯大林或前苏联学者。尽管在斯大林时期,以联共(布)党史为代表的苏联版唯物史观,的确对恩格斯原著存在生吞活剥和实用主义的缺陷,但我们不应忽略,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学术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逐渐调整了以往对唯物史观的片面解读之处。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列宁主义哲学原理(1974年修订版)一书是这种苏联版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其表达的唯物史观与恩格斯的原版唯物史观虽不能说纹丝不差,但原则上没有多少出入却是真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补充了原版唯物史观的不足。

至于后一点,如果说新民主主义GM时期及建国后的头些年,理论工作者分不清真假唯物史观,跟在苏联老大哥后面虚心地学习还说得过去,因为那时我们的马列理论修养的确薄弱,正处在以俄为师的模仿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后,苏联的解释变了,我们不仅没变,还将斯大林版的唯物史观进一步简单化为阶级斗争决定论,从而把唯物史观推到了荒谬。经过文化大GM“的反面体验,主义者痛定思痛,在理论上真正成熟起来,依笔者愚见,成熟程度甚至胜过苏联主义者。真理标准的讨论大概可以视为这一进程的开端,而译自德文本的恩格斯全集的出版则对正本清源的工作具有象征意义。今天的中国主义理论工作者,区分不同版本的唯物史观的能力还是具备的。因此本文将重心放在对唯物史观现实合理性的辩护上,同时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一下唯物史观的历史命运。

二

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归纳了六条唯物史观的理论核心及其最基本原理“,并指出由于史学界过去对其中两条(注:有关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普遍性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亦承认杰出个人历史作用的观点。)的局限与不足“进行过深入分析,因此他仅分析另外四条最基本原理的严重缺陷“,其中包括:1。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是客观存在的。2。人类社会历史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规律向前发展,其基本规律表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4。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注: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7页。)

笔者认为,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或最基本原理只有一条而非六条,也就是蒋先生所理解的第二条,其他五条都是第二条衍生出来的内层和外层理论,尽管也可称它们为基本理论。简言之,唯物史观包含着一个核心理论,即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所制约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在这一内核周围,又有一系列支援性理论,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历史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理论,阶级。阶级斗争和政党的理论等。在这些理论之下,还依附着众多的外层理论,比如在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体系之下,还有资本论中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运动的理论,商品。价值。剩余价值。市场经济的理论等,这还不包括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主义者或非主义者对原创的唯物史观的理论诠释。而实际上,这些诠释也附着在了唯物史观的外壳之上。如列宁的。普列汉诺夫的。斯大林的。毛泽东的。卢卡奇等的思想理论。

所以,我们评析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必须完全放弃和恩格斯之后的各种解释,到唯物史观创立者的论述中去寻找,这就如同历史学研究必须依赖一手史料(当事人和目击者的人证。书证。物证)是一个道理。

恩格斯在他们众多的著述中(注:如在1844年经济学_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作品中都有过相关陈述。),或简单或详细地阐释过这一新的历史观,相对比较系统的论述最早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但定理式的。最完整的陈述则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表达出来的,这是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主义研究者的普遍共识。此外,恩格斯曾有过指示性的说明,认为他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两部书……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注: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其中反杜林论一书实际上是恩格斯和两人思想的结晶,因为参与了其中一章的写作,并听读过全书。

[1][2]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