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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上，赵树理是非常注重连贯性的，在写法上不是像西方小说那样截取生活片段，而是从头到尾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全面地表现出来。在一节的开头没有另起一个故事，没有跳跃式的描写，而是接着上一节的结尾来写，继续叙述同一件事，赵树理采用这样的方法让章节之间连续不断。第五节结束时广聚把小元派到区上去受训，实际是阎恒元报复他猜中自己的心思，这就制造了小元和阎恒元、广聚的矛盾。在下一节开头直接写小元受训回来，对人们说要成立武委会，阎恒元不能再独断专权了，这是接着上节的矛盾来写的，保持了情节的连贯性。
赵树理小说的结尾通常是对故事有一个完整的总结，而不是像有些作家一样会设置一个悬念性的结局，认为这样能够引起读者的思考，这样固然有艺术性，却不是群众喜欢的形式，其实读者更喜欢在结束的时候知道事件和人物的最后结果而不喜欢猜来猜去。赵树理不采用这样的结尾，他宁愿牺牲一点艺术性，也要把事情说到底，哪怕只有三言两语，也要把事情和人物的最终结果做一个交代。这样就构成了故事的完整性。
2.结构布局的多变性
连贯地叙述故事，中间不断线，并不是说赵树理的小说就是平淡直白、没有起伏的，恰恰相反，他尽可能地在线型的叙述中制造波澜，来体现人物特点，突出矛盾。如村里投票选举村长，大家计划破坏阎恒元一伙人的阴谋，在决定选出小元为老槐树下的竞争代表时，人们信心满满，认为可以赢得胜利，这时前途是光明的；但选举结果让大家大失所望，广聚还是当选村长，人们翻身做主的愿望破灭了就形成了故事发展中的“曲折”。还是在小元被广聚派去受训以后，小元回来传达了新政策，人们又是情绪高涨，但谁也没有想到，小元成了武委会主任，配了办公室，发了新制服，插上了水笔，再经过家祥、广聚等人的“言传身教”，竟然也摆起了官架子，锄地派民兵，挑水派民兵，显然已经不再是老槐树底的那一群了。曲折的情节吸引了人们的好奇心，这样的情节安排在古典小说中是很常见的，而且是适应了农民的审美趣的。
赵树理的小说还体现了传统小说另一个特点，就是采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写作方法。《李有才板话》讲述的是在土地改革的背景下农民同地主阎恒元及其走狗的斗争，在这个大的故事里，又衍生出来许多小故事来。例如第二节中，用李有才的“板话”引出人物，再通过人们之间的对话讲述村里的政治结构；在文中也用了较多的笔墨讲述了小元在成为干部前后的变化，这又是一个小故事；老杨去老秦家吃饭，老秦想尽办法招待他，还不让老婆“多嘴”，这里又着重表现了旧式农民的落后思想此类的小故事很多，都是包含在整个大背景里的，在很多古典小说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构。
（二）浓郁的乡土风
1.农民化的语言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是作家表达情感的唯一手段。赵树理说过他的作品是为农民而写的，所以他总是让自己的小说语言符合农民平时的说话习惯。起初赵树理在读书时放假回到家乡，说话不免有些“学生化”的语言，马上就会招到乡亲们的议论。赵树理意识到这一点后，在同农民接触时就特别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总结了经验以后，就运用到创作里，正如他在《也算经验》中说过的：“‘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儿，他们就不愿意看。”[2]
赵树理追求语言的平实，不加入过多修辞，而是使用白描手法，尽力还原语言的本来面目，使用农民化的口语，无形中拉近了文学同农民的距离。比如文中小字辈说老秦：“你这老汉真见不得事！只怕柿叶掉下来碰破你的头。”这样的语言就好像人们在平时生活中所说的，读起来很有亲切感，使读者感到“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思想情绪是互相交流、相互融合在一起的”[3]。但赵树理也并不是一地迁就农民的口语，而是经过加工的，“口语化程度极高，选词择句以民众能够接受为准，但十分讲究”[4]。这不仅在《李有才板话》中有所体现，在他很多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出这种语言特色。比如《小二黑结婚》中介绍于福“只会在地里死受”，在这里如果用“埋头苦干”这一类的词语，显然不是农民的语言，而用“蒙着头干活”又显得太一般，“死受”里的“死”就可以包含这样的意思，而且更形象，能表现于福老实的性格，可以看出赵树理小说语言的精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