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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良营通过笔下的农民形象，深切地描绘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农民的生存境遇，“力求把当下中国农村社会最真实的面目展现出来”。[2]《古玉》所描绘的是抗日战争的惨痛和壮烈，中国农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毫不屈服的伟大精神；《矮人孙大个》展示了在农业文明已不再辉煌，甚至已经造成了闭塞和贫穷，农民带有的小农式的聪明和狡猾；《北大洼》则揭示了文革动乱时期人类在面对物资匮乏的生存困境和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轧的社会压力时，农民的心态发展进程；《防爆墙》似乎在告诉我们，落后地区的农民在没有资金和技术支撑的情况下，想要脱贫致富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会走的湖》体现了底层农民的后代，想要出人头地，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是怎么的困难重重？当夏水生溺水时，学校不仅没有给予适当的治疗，反而把他闷在棺材里，当溺水事件发生后，学校第一时间想到的学生的安危，而是自己的荣誉。“单独地看，钱良营的小说每篇表现的是某一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状况；合起来读，联系起来思考，我们似乎看到生存在豫东大地上的人民，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艰难历程 ”。[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的生存与解放（《古玉》），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农民面对着生存的危机（《矮人傻大个》），“文革”时期农民对生活的绝望，对生命的无奈（《北大洼》），新时期农民对富裕生活的追求与渴望（《防爆墙》），进入21世纪后农民追求人格的尊严（《会走的湖》）——这不正是在展示豫东大地上的广大农民的人生与精神历程吗？腾飞的翅膀是那样沉重，行进的脚步是那样艰难，钱良营正是用他那细腻的笔调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给农村带来的震荡和变化没解释了中国农民在生存、生活、情感、观念上的变化。
（二）少女形象
钱良营小说中的少女形象具有其独特的丰富性。他通过少女形象的塑造来体现其鲜明的现代意识，并以此来寄托自己的审美理想和价值判断。曾有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认为人类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答案是：少女。少女怀揣着对人类世界最美事物的憧憬与迷恋，也有着有了确定了目标以后就勇往直前的韧劲。
钱良营笔下的少女形象总是美好的，无论是《古玉》中18岁的安玉珊，“一米七的个儿，标准的瓜子脸，一嘴玉米牙如晶莹的白玉，一双大眼睛像两潭秋水碧波盈盈，两条乌黑的大辫子一前一后搭在肩上和胸前，豆青色的洋布带襟褂儿把上身绷得紧紧的，该鼓的鼓，该凹的凹”；还是《北大洼》中16岁的葱儿，“那是一张鸭蛋形的脸蛋，由于天冷的缘故，脸蛋儿呈现出嫣红的颜色，一双杏眼儿汪着清澈的清泉。最好看的是那又细又长的睫毛，那睫毛细密柔美，有清晰可数，看那睫毛，很容易让人想起春天的小河畔刚刚泛绿的婀娜多姿的垂柳枝儿”,都有着美丽的外表，匀称的身材。可是她们并不是只有美丽外表的花瓶，更有着美丽的心灵。安玉珊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她没有选择逃避，不是在家中懦弱地当个闺中小姐，而是毅然决然跟随和祥离开父亲，踏上了革命之路，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为民族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在得知心爱的和祥因为救她父亲而被日本人抓住并受尽折磨后，她带领游击队再次袭击了宪兵队，然而得来的确是和祥早已失踪的消息。但是安玉珊并没有放弃，她把对爱人的情深深的埋在心底，终身未嫁。小说最后我们早已不再看重安玉珊的容貌，她对情爱的分明和执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对生命的反思”。[4]《龙脉地》中的棉花充满了韧性和百折不挠的勇气。母亲为其裹脚，只要有机会、有时间她就把裹脚布扯掉；当龚笆斗独自一人承受老师的惩罚时，几个男同学都逃避责任是，棉花勇往直前，勇于承担，可谓女中君子，有胆有识、有情有义；她对龚笆斗的爱恋，并不张扬，却最是纯洁与坚韧；在面对他人的胁迫和死亡的恐惧时，她也没有把古俊贤的悔悟书交出来，即使那人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钱良营塑造的少女身上总是具有某种或多种美好的品德，而作者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地挖掘这些美德。并“从而达到对根深蒂固的菲勒斯文化，即男权文化的解构与批判，凸显出鲜明的现代意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