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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的创作机缘——时代之殇
古往今来，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对彼时代文人士大夫们的心中造成强烈的冲击和震撼。相对于普通劳苦大众们所遭受的纯粹的外部损害，那些有着深沉的道德牵挂和固守的正统思想的文人士大夫们，蒙受了更加巨大的身心折磨。他们承受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痛，无不像杜甫那般流露出花为之溅泪，鸟为之惊心之殇。在“满汉之辩”这个及其敏感的问题上，他们一方面从心底悲痛绝望地呐喊，一方面又迫于新政权的淫威，只得将那份苦涩之情深深地埋于心底。于是，他们默默的在痛定思痛中反省历史，将一腔的愁苦倾泻于笔端。这两部作品便是在这样充满时代之殇的机缘下诞生的。[2]
清初，已过不惑之年的洪昇历经数十载的努力，三易其稿，终于写成《长生殿》。它是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唐明皇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进行的再创作，借主人公的“三离四合”，表达自己对历史兴亡的感慨。洪昇在《长生殿•自序》中说是“借天宝遗事”揭示以唐明皇为代表的唐王朝腐化堕落，并逐渐由强盛转为衰弱的的历史教训，一语道破了作者创作的现实目的。[3]
孔尚任的《桃花扇》同样是创作于康熙年间但又稍晚于上一部作品。作者在《桃花扇•小引》中指出：《桃花扇》有一定的历史史实作为基础，那一段明末衰亡的历史在很多人心里仍记忆尤新，作者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加入文学色彩敷演而来，以此警醒后人。作者的创作缘由也就在这样的叙述中直观地表现出来。
二、浓郁的悲剧色彩——“离合之情”的不同演绎
在表现爱情方面，这两部作品都将一对有情人坎坷的情路历程刻画的淋漓尽致。但在这两部传奇剧中，爱情主人公的身份，爱情表现却不尽相同。
(一)《长生殿》——帝王与妃子间的至情演绎
在洪昇的这部作品中，塑造了帝王李隆基和妃子杨玉环之间的爱恋。不同于一般作品中的帝王之爱，作者有意塑造的是“精诚不散，终成连理”的“至情”。在以往的同类作品中，尽管都有对李、杨爱情的描写，但在这些作品中，“红颜祸水”或“不精不诚”的描写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就连对《长生殿》有直接重大影响的《梧桐雨》，在歌颂李、杨爱情方面虽荡气回肠，但仍写到了杨贵妃同安禄山间的暧昧情愫。《长生殿》完全摒弃了前人创作的这一缺陷，把李、杨之间的“爱情”作为一种超越生死的力量贯穿全剧。为此，洪昇紧紧抓住爱情这条线索，巧妙地设计了李隆基和杨玉环爱情的“三离四合”。[4]第一次合发生在作品的第二出。一个是“三千粉黛总甘让”的秀丽妃子，一个是风流倜傥的天之骄子，一朝恩宠，从此宫中便“似赵家飞燕在朝阳。宠爱处，应是一身承当。”[5]唐明皇更以釵盒定情，向杨贵妃表白心迹，从此“釵不单分盒永完”。 第八出《献发》杨贵妃因为生性娇痴而被谪出宫是第一次离。身为一国之君，身边佳丽三千，贬谪一位妃子本无可厚非，但杨贵妃前一刻才出宫，下一刻唐明皇便独坐宫中，长吁短叹，“似有悔意”。出宫的贵妃更是一张倾国倾城的面容上布满泪痕与忧愁。可见，李、杨之间已不是一般的帝王与妃子间的感情，两人的心里都深深地埋入了对彼此的真情。第九出刻画复召是第二次合。分离对彼此有情的两个人都是一种折磨，对方不在自己身边，纵有山珍海，琼浆玉露也是食不知。于是，唐明皇便也顾不得所谓的帝王之尊，复又下令将杨贵妃迎入宫中，李、杨间的恩情“更添十倍”。第十九出《絮阁》中，唐明皇风流本性不改，背着杨贵妃偷幸梅妃，贵妃絮阁大闹是第二次离。如果说《长生殿》的前半部作者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出了唐明皇与杨贵妃以及众妃子间的复杂关系，那么后半部，作者则用浪漫主义写出了李、杨间感天动地的真挚爱情。第三次合出现于《密誓》一出。李、杨长生殿密誓，誓将“釵盒情缘长久订”。经历了几分几合，此时，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帝王与妃子之情，由刚开始的“不精诚”逐渐发展至“精诚”。第二十五出安史叛军逼近长安城，唐明皇带着杨贵妃避至马嵬坡，将士哗变，逼着唐明皇杀死杨贵妃，否则“誓不扈驾”，危机关头，唐明皇别无选择，只得“埋玉”。但纵是生离死别，至情不变，逝者留得一份痴情不改，生者怀抱诸多痛苦难耐。[6]此为最后一离。第五十出唐明皇和杨贵妃在月宫之上重遇是为最后一合。作者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使李、杨间的“至情”在月宫得以圆满，为他们之间的爱情增加了浪漫而神秘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