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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用具体的作品，表现现实、生活悲剧
这种意识在《烦恼人生》这部小说里表现的尤为突出。《烦恼人生》整部小说弥漫着一股低迷的无可奈何的情绪。它采用生活流的表现手法借主人公印家厚在一天里的日常生活来呈现烦恼的人生。生活中充满无穷的烦恼，半夜儿子跌下床,老婆恶声恶气地与他争吵,早晨在拥挤的公共卫生间排队洗漱,焦急而无奈； 带着儿子上班挤公共汽车,遭女青年嘲弄,接着是抢上渡轮,匆匆吃早餐、急急送儿子上幼儿园、慌慌跑步去车间,生活的节奏快得令人烦恼,而更令人烦恼的是生活本身。本月按常规轮到他得一等奖金30元却因厂方评奖金政策有变而得了末等奖5元；年轻的徒弟雅丽爱他，他也爱雅丽，却因有一个平庸枯燥的家庭和粗糙的老婆而不敢爱;中午去食堂吃饭吃出了菜里的青虫,去幼儿园看儿子发现儿子因调皮被阿姨锁进“ 空中飞车” 玩具的铁笼里，下午一上班就受到“同事结婚”、“拯救非洲灾民”、“救救熊猫” 募捐小组的袭击, 五元奖金全部流走。下班后更大的烦恼就接踵而来: 住房即将拆除, 未来的归宿还是个问号, 这是印家厚最大的心病。就这样带着一天的劳累和烦恼,主人公跌入了梦乡。这也是主人公悲剧人生的真实写照，毫无爱情可言的婚姻，主人公无时无刻不是在婚姻的坟墓里挣扎 。
生活悲剧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生活的困苦，金钱的拮据造成婚姻生活的乏。池莉在她的小说里面所塑造出的人物都是小市民阶层的人物，他们每天必须为了生活到处在外面奔波，对于他们而言，最幸福的生活就是有个好一点儿的工作，老婆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但是，就这样小小的心愿，都是很难实现的。关于这方面，池莉在《烦恼人生》中做了进一步的描述，她认为，在夫妻生活中男女之间应有分享彼此喜怒哀乐的责任和义务，以无声的契约关系共度人生。它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且是历史的社会产物。至于对于婚姻生活应有什么样的态度，不同人的回答是迥然不同的。在文章中，池莉从普通市民的功利观念出发，为她的主人公设计了较低层次的人生目标——“活着”，正如余华在《活着》里所说的——“活着在中国人的语言里充满了震撼力，他的威力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活赋予我们的义务和责任，去忍受呈现给我们的快乐和烦恼”。［1］活着，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基本的能力，简单的两个字却充满了对生命的渴望和对幸福的追求，但往往现实却给了我们太多的磨难、乏和平庸。而我们只能一点点的去忍受，去担负起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在经过一次又一次地披荆斩棘后才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朵幸福之花。正因为得来不易，所以才更加渴望和珍惜活着。为了活着,人生变成了修炼的道场；为了活着，人们不断提升自己的灵魂和心智，使其达到最高的境界，于是我们看到,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大多遵循了这样一种模式：“为了信仰而活着”。有一种信仰是一件幸事! 信仰可以使你远离孤独和寂寞；信仰使你抛却烦恼和忧愁；信仰使你的心灵不再飘忽和空洞，同时，信仰使你心存善念；信仰使你心灵充盈；信仰使你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然而，正是这种信仰，使我们在婚姻生活中体问到了“温馨”和“希望”。印家厚与老婆之间缺少情爱的交流,他的一天是繁忙劳累的一天。“夫妻的纠纷,儿子的教育,乘车的拥挤,评奖的不公,情人的幽怨,别人的诬告,孝敬老人的无力, 住房的困难” ［2］，他几乎无时不在为难之中, 在生活如此艰难地环境之下, 夫妻之间又如何产生情爱的欢乐与甜蜜呢? 池莉把这种烦恼而平淡的婚姻生活真实地呈现给读者。“烦恼人生,人生烦恼,人生总是甩不开烦恼,烦恼总是与人生形影不离。对于烦恼,从儒家积极乐观的思想态度来看,肯定现实人生,重视现实享受,对于人生的烦恼、人生的困境并不看作是生存的悲剧,而是寻求实际的行动来解决问题,保持达观知足的生存状态”。［3］这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人独有的一种人生态度。池莉在这种生活哲学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式的务实的爱情婚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