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之外，在这个空前辽阔的帝国还存在着各个地域不同的地方信仰与风俗习惯，有些民间信仰有着与中央集权相背的倾向。春秋战国时期，神权信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诸侯王祭山川为“望”，而当时“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各诸侯祭祀山川也就只能祭祀自己封地内的山川。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祭祀制度的一个等级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时人认为山川神灵具有地缘性，这就使得民间信仰更加地缘化，强化了地方与中央的离心力。将这些散落于帝国各处的地缘化的民间信仰纳入帝国的统治，也就是实现对宗教的统一，成为了思想统一的重要一步。作为原始信仰的代表——巫和从巫中分化出来，糅合了阴阳家学说的方士在这一过程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的地位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变化与大一统的时代特征间又有怎样的关系，正是本文所要阐述的内容。

关于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不少学者对其进行过深入研究，如李泽厚的《秦汉思想简议》，熊铁基的《秦汉文化史》，顾颉刚的《汉代学术略》等，三者都对秦汉时期的方士做了一定的讨论。熊铁基在书中将方士放在社会思潮的发展一章，置于阴阳方术与谶纬之中进行讨论。顾颉刚则在书中数章都提到了方士和巫在政治生活中的活动，可见方士在秦汉思想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关于秦汉方士的研究，较具代表性的有陈槃的《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李零的《战国秦汉方士流派考》，卢云的《秦汉时代滨海地区的方士文化》等，其中，顾颉刚在书中对于方士实际上也只是一笔带过。李零的《中国方术正考》和《中国方术续考》则是侧重于方士，对于方士着墨较少。此外，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等也对方士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都只是局部性的。王玉德的《方士的历史》一书虽对方士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但过于表面，没能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关于秦汉时期的巫，林富士的《汉代的巫者》一文对汉代的巫的职能，巫的政治社会地位等各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阐述。此外，李泽厚的《由巫到礼，释礼归巫》，胡新生的《中国古代巫术》等都对秦汉时期的巫做了一定的研究。论文网

由于古今名实的不同，巫与方士的定义在各个时期都有所不同，在秦汉时期两者的定义有着重合与相互影响的地方，然而对于巫与方士之间的的关系甚少有学者论及。李零的《中国方术正考》序言与宴昌贵的《巫鬼与淫祀：秦简所见方术宗教考》虽有提及巫与方士的异同差别，但是仅是一带而过。实际上，在秦汉大一统背景下，方士的兴起这一较为明朗的线索之下，还有着一条巫的逐渐隐入民间的暗线，这两条线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共同勾画出秦汉时期的宗教统一进程。

二

秦王扫六合，南征百越，北击匈奴，从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统一国家，同时疆域的扩大带来了文化的多元，多元的文化的背后是迥异的风俗与由此导致的与统治中心文化的离心。因此秦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统一，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从政治到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统一。然而秦朝只经历了二世就灭亡了，统一也只是走了个开端，真正的统一要到汉代才完成。而对于思想文化的统一，不可忽视的就是对于宗教的统一。中国的统一宗教是从“绝地天通”开始，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演变，在秦汉时期迅猛发展，李零先生认为秦汉时期统一宗教分四步走，秦始皇、汉武帝、王莽三人先后统一宗教，直到东汉时期“借术立教”形成了道教，从而实现了对宗教的统一。而这宗教的统一与巫和方士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便试图从巫与方士角度看秦汉时期的思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