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生之旅影响

在徐訏的佛学之路上，家庭环境和早年所接受的教育和对其影响颇深。清代为科举制鼎盛时期，“以儒为业”也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风气。“唐宋之际，佛教开始和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出现了‘三教合流’的新局面” 。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思想促使儒学不断从佛教、道教之中吸收思想养料。执着于科举的儒生们在学习儒家文化的同时不免也会接触到不少佛学思想。徐訏的父亲徐荷君就曾在光绪年间中过举人，熟读儒家经典的他对佛教文化也有一定了解，生活中或多或少会给年幼的徐訏带去佛学的启蒙。同时，身为举人深谙儒学的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旧式知识分子，从小给予徐訏的教育就是旧式教育。谭桂林先生说：“现代第一代新文学作家们大多出身于这种旧式知识分子家庭，家学与生活环境的熏染对于他们佛学思想与佛学兴趣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这个传统文化气息浓厚的家庭里，徐訏在思想上得到了佛学的浸润。据徐訏回忆：“家父深恐我被母亲宠惯坏了，所以他对我的管教十分严厉。” 在徐訏尚处于学语的年龄，其父亲便请了一位老夫子专门来家里教徐訏学习“四书五经”之类的古文。徐訏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和古文典籍不断吸取蕴含其中的佛教文化。父亲以身作教的浸染和旧式教育的熏陶，对徐訏理解并走进佛学文化起了不可置否的重要作用。 

自小在旧式教育下被灌输硬涩乏味的古文，五岁被送入寄宿制学校，父母离异，种种不幸使幼年的徐訏倍感孤独。成年后，社会的动荡又使他多年漂泊他乡。1936年，徐訏辗转上海、香港、新加坡，最后抵达法国开始孤独的留学生涯。1938年因心系祖国，徐訏放弃学业回到上海，过着卖文为生的清苦生活。后因政治原因于42年逃离上海前往重庆。44年赴美，46年返沪，49年为避内战逃往宁波，50年流亡香港，一去就是三十年。旅居各地无所皈依的徐訏内心是无比孤寂的，他在异国他乡时常怀居无定所之感，漂泊无依的际遇、对家人的思念以及与香港文坛格格不入的创作使他陷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也正是这种困境使徐訏开始从宗教的角度来关照自己的人生，在佛教中寻求心灵的归宿，以排解内心的迷惘、精神的空虚，而此时在香港鼎盛的佛教也给予徐訏良好的契机。早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就由僧人传到香港。抗战以后，香港寺院数量的不断增多也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在香港，佛教组织多以莲社命名，如“香海莲社”、“普慧莲社”、“弘化莲社”、“华严莲社”等。徐訏曾在散文《宗教信仰》中这样写道：“在我住家的对面，是一家什么莲社，每天有人念经礼佛，生意兴隆。”  可见莲社给徐訏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也为其日常生活营造了浓厚的佛学气氛。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徐訏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在精神上拉近了与佛学的距离并且将这种感知渗透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