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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勒强调法国大革命的连续性，并不是法国历史上的“中断”，但同时傅勒也承认法国大革命在政治上具有决裂性，这个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独特之处，在连续性的整体中，又存在着部分的决裂。
傅勒强调大革命的连续性，笔者认为是正确的，大革命的确是一件长期历史工作的最后完成。对封建专制的反抗在大革命之前就出现了，例如马肖、莫普和杜尔哥的改革，只是最后失败了。而到了大革命前夕，资产阶级力量壮大，人民更加痛恨封建制度，两者联合起来发动了反封建的大革命。因此，大革命是人们反抗封建专制这件长期工作的最后完成。
而傅勒认为大革命与过去的决裂只体现在政治上，笔者并不赞同。笔者认为就如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大革命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组织中出现了急剧的断裂，资产阶级的降世代替了自由的降世，法国大革命是一个“中断”。 马克思主义历史家索布尔就在《什么是法国大革命》中提到：“因此革命是在一种更新了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的彻底变革”。 笔者认为大革命的“中断”不仅体现在傅勒所说的政治上，还体现在社会的经济、社会方面。
在经济上，大革命与过去是存在着决裂的。索布尔就曾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法国革命和过渡的道路问题》中写道：“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废除了封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瓦解……产生了雇佣劳动者和资本主义地主之间崭新的生产关系。” 这就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在经济方面与旧制度的决裂。大革命后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重视，资产阶级的地位有了提高。这给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好的条件，也给之后的工业革命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就如索布尔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法国革命和过渡的道路问题》中说：“封建土地所有制已被摧毁，这就保障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自主性，又毫不妥协地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和流通关系开辟了道路”。
在社会层面上，笔者也认为大革命与过去有决裂。就如索布尔在1948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史》中提到的：“大革命前夕，社会框架仍属于贵族阶级性质，地产制度也属于封建结构。” “（1789年）7月14日固然是资产阶级真正的胜利……不仅标志着一个新兴阶级掌握了政权，也标志着以巴士底狱为代表的旧制度彻底崩溃了。”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打乱了传统的社会结构，社会框架已不再是贵族阶级性质，而由是资产阶级性质；原有的封建结构也被大革命打破，变成了资本主义。
笔者认为在社会上虽然还有贵族、贫民，但是最显著的区别是君主没有了，压在人民头上最大的一座山没有了，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这就是与过去最大的决裂。
并且笔者认为大革命与过去的决裂还体现在思想文化上，大革命破除了封建主义对人民思想的禁锢，使民主、平等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
（二）法国大革命的动力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对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的研究开始有了兴趣，并且成为主流，而法国年鉴派史学家费朗索瓦•傅勒是在政治文化领域研究法国大革命起源的代表之一。
傅勒认为“意识形态”是法国大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原动力，认为法国大革命发明了“一种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意识形态, 构成了一种关于平等的了不起的文化动力”， 而不是传统史学解释中的社会经济变动和阶级斗争。
早期傅勒在1965年发表的《法国大革命史》一书中，提出了“精英革命论”和“侧滑论”。在“精英革命论”中，傅勒认为启蒙思想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开端，也就是“精英集团的、贵族的和资产阶级的革命” ，中心观点是希望获得政治自由，厌恶民主平等。之后傅勒又在“精英革命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侧滑论”，认为大革命原来是顺应历史潮流开展的。但在1793年，由于平民大众带着过时的意识形态介入大革命，导致革命逐渐失去控制，最终发生了“侧滑”。“精英革命论”中，傅勒认为启蒙思想革命是大革命的开端，“精英集团的、贵族和资产阶级”要对革命的产生负责。而在“侧滑论”中，他认为大革命的发展的原因是过时意识形态的介入，人民群众导致了大革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