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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钱大昭的史学成就
(一)注重对史书考证
钱大昭在他的《三国志辨疑•自序》中提出了自己注史的原则，说：“窃尝论之，注史与注经不同，治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 认为治经是以探究义理为目的，最重要的是明白古文字的音义，训诂的作用可想而知，训诂做的好则经史义理也自然明了。而注史与治经不同，它以考证历史事实为宗旨，重要的是考证史料，明白事实原委，这个过程中即使训诂再精，作用也是有限。乾嘉学派以考据为主，考据以训诂为综，训诂内容则充斥于经学领域，当训诂范围拓展到史学领域的时候，很多学者依然将训诂作为治史的主旨，虽然文字音韵等对考史有重要作用，但是钱大昭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了解事实的真伪才是对考史的正确诠释，注疏不应该局限于训诂，更要学会融会贯通，他不仅以自己扎实的小学功底对史书文字音韵等方面进行训诂注释，更重要的是将精力放在了考史真相方面，并且付诸于实践。《清史稿》（钱大昭传）记载“大昭於正史尤精两汉，每怪服虔、应劭之於汉书，裴骃、徐广之於史记，其时去古未远，稗官、载记、碑刻尚多，不能会而通之，考异质疑，徒戋戋於训诂，乃著两汉书辨疑四十卷，於地理、官制皆有所得。” 可见钱大昭因前人对《史记》、《汉书》的考证单于训诂，对史实关注不够，因而在注史以达事的史学思想下，广罗史料，择善而从，运用多种校勘方法考证史料，还原历史真相，著成《两汉书辨疑》。在校正汉书的同时，对西汉的官制、地理、名物等方也面用力甚勤，成果显著，且该书体例独特，引人注目，在训诂方面，不仅文字内容，连同其注释也一并考校，在校正时，原文在前，证据在后，指出异同及疑误，最后添加自己的按语。作为钱大昭的史学著作之一，本书考证详审，校勘成果突出，是考校《汉书》《后汉书》的成功之作，广受学术界好评。可以说《两汉书辨疑》集中反映了钱大昭在汉史研究方面的成就，王铭盛为其作序曰“卷帙之富，已十倍于刘氏，五倍于吴氏，校讹补阙，精深确当，披邰导寂，阐幽决滞。生于几千百年以下，追及几千年以上之事，恍如掌上罗文，一一皆可指按。”
（二）强调史料搜集的多元化
研究学问的人若以客观心态和求实心理来从事考据，能否求得真相，全凭资料如何，资料不仅要丰备更要求确实。钱大昭曾说“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积”， 正确认识到了考证史书的困难所在。他在“以达事为主”的治史思想指导下，为了准确、真实的还原历史，开始运用科学的实证方法为自己服务，将博采慎取应用于史料搜集与史事考证上。从量的方面来说，钱大昭勤于采访和收集史料，在自己藏书丰富的基础上为了考校历史也经常向藏书家借阅罕见图书或者很长时间搜寻某一种书。当然史料来源也并不围困于文献材料，扩大至金石、方志等领域，广泛地搜集山经、地志、金石、子集等作为辅证，在具备丰富史料的充实基础进行考证，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从质的方面来说，钱大昭在史料收集完毕后，首先是怀疑史料的真伪，避免取材不当而进行辨伪工作，这项工作是更是十分耗力，不能一步到位，他对很多佐证的材料进行考究，花费精力去粕取精，选取有价值的史料，对于难以辨别真伪的史料，写史没有越过，采取了阙疑存异的方法实事求是而不拒绝任意推测。在广泛取材之后，钱大昭进行了精心布置编排，通过考订、校勘、辨伪，审慎地选择可靠材料来作为考史和补史的根据。在他的著作《续汉书艺文志》以及《后汉书补表》中就采用了许多前人未用之文献和资料。关于《后汉书补表》的编写《清史稿》中记载“以宋熊方所补《后汉书年表》只取材范《书》、陈《志》,乃于正史外兼取山经、地志、金石、子集，其体例依班氏之旧，而略变通之，著《后汉书补表》八卷。” 钱大昭在正史而外，又取山经、地志、金石、子集，得到诸侯王优尔十一人，王子侯三百四十四人，功臣侯三百七十九人，外戚恩泽侯八十九人，宦者侯七十九人，都列为表，其中遇有出入之处，更是加以考异，然后折中而定。此外，还作了公卿表，凡三公拜罢，都各自依据本纪，罗列其列卿中可以考订者，按照次序补入。卢文弨称钱大昭“著述凡山经，地志，金石，子集之有于是书者，罔不网罗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