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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里的情痴很多都是依附于爱情，但在爱情之外还蕴藏这一种不能忽视的情感——知遇之情。《连城》中连城和乔大年之间更多的是超越爱情的知己之爱。乔大年为了报答连城的知遇之情，不惜活生生地割了自己的心头肉为连城入药。这样的“情痴”无视得失利弊，全力文护世间难得的永恒情义。《乔女》中塑造的乔女是外表丑陋但内心高尚的一个女“情痴”。乔女虽拒绝了孟生的提亲，“然固已心许之矣” 。在孟生死后，她为孟生向地痞无赖讨回被搜刮的田产，抚养其年幼的儿子乌头，不占孟家一分一厘的好处。她对孟生的痴情早已超越了男女之爱，更多的是“异史氏曰”中所谓的“知己之感”。作者称颂乔女敢于突破传统的伦理道德，赞美乔女的独立个性、善良聪慧及高尚品德。
情痴们不在乎生死，而更在乎获得情感的认同。在他们的身上，作者寄寓了自己对真情的渴望、对知己的渴求。他们将自己的一番情谊外显为痴的形态，即将“情的真”诉诸“行的痴”。蒲松龄透过情痴的形象，回归到传统文化中对人本身情感的肯定，并以此鼓励青年男女勇敢地追求自由的爱情。另外，蒲松龄还突破理学的藩篱，对智慧独立的女性给予高度的评价，这对当时的人伦道德给予了重大冲击，符合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时代发展的要求。
宋明理学中融合了道家“主静无欲”的传统：若想成为至善的圣人，就必须静下心来，抑制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以免使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损害。但在这些“情痴”的身上，作者放大了人的情欲，回归到孔子时期重视人本身的儒家理念。为了情，那些痴汉们甚至不在乎生死，抑或是为情死而复生、把死视为另一种方式的生。正如《香玉》中情痴黄生临死前说的那样：“此我生期，非死期也。” 。作者用无比夸张的方式赞扬着自由的情感，反叛着传统理学的思想束缚。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大胆塑造一批“情痴”，人物形象各具特色，痴性分明，这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是紧密相连的。蒲松龄生长在明清交替之际，免不了遭受战乱动荡之苦。他所在的山东淄川也不可幸免地被战火侵袭，宋明理学对人的思想禁锢在明清革替之际走向崩溃。当整个国家动荡不安的时候，在政治经济的共同影响下，思想文化也正随着战争悄然发生着变化。与此同时，这些变革也影响着蒲松龄对“情痴”的创作。“存天理，灭人欲” 的思想理念被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市民阶层逐渐忽略甚至摒弃。虽然，清代为巩固思想统治，大举推行“文治”又再一次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但是，蒲松龄的生活时期在文化统治方面相对宽松。据袁世硕和徐仲伟先生的考证：“从大的社会文化氛围来看，蒲松龄生活的顺治、康熙两朝，‘文字狱’尚未大量发生，处治也不太残酷，较之后来的雍正、乾隆两朝，还算是比较宽松。” 于是，当时的人们“不顾明王朝的禁令，在爱情婚姻问题上表现了极其大胆的追求，甚至有矫枉过正走向色情的极端表现” 。蒲松龄赋予“情痴”们追求所爱的无穷力量。他们的真挚足以克服任何困难，从而能够大胆而无畏地追随自己的内心情感。《阿宝》中孙子楚的灵魂超脱肉体，《白练秋》中的爱情无关妖或人的种族界限，甚至于《香玉》中“异史氏曰：‘情之至者，鬼神可通。’”——痴情无关生死。《聊斋志异》的情痴世界脱离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基本态度——“敬鬼神而远之”。《晚霞》中构建的水中龙宫，以及阿端死后为鬼同晚霞的痴情故事都一反宋明儒家传统文化正统观念，突破了社会上所设置的种种正统儒学所设置的“灭情复性”的清规戒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