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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幸福时光》与原著《师傅越来越幽默》几乎没有一处相似，张艺谋对原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除了保留只在影片开始出现的林中小屋，电影与原著讲的完全就是两个故事。原著小说描写大胆直接，结尾出现的灵异事件为小说增添了几分悬疑效果。电影的基调温暖感人，但却为了温情而温情，没有了原著小说的锐气，也缺乏小说中的亮点，可谓是一次失败的改编。《师傅越来越幽默》从一开拍就备受瞩目，却在上映后票房惨淡。观众感受不到原著的精华，看到的只是打着莫言和张艺谋旗号下的空壳子，没有了小说做支撑，就没有了可以升华的余地，这样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两部电影改编的失败，使莫言开始对影视改编充满了疑虑和抵触。莫言从几次失败中总结了他的改编经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的态度是，绝不向电影、电视靠拢，写小说不特意追求通俗性、故事性”[6]。
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文学与影视要想健康共存，寻求长远发展，就必须坚守文学和影视各自的独特性。“小说与影视只有在相对独立而不是相互吞噬的前提下，才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实现真正的良性循环。”[7]
二、莫言小说影视改编的人文关怀
（一）电影《红高粱》——人性的活力、民族的精魂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为我们描绘了一群充满血性、敢爱敢恨的先辈，“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这是莫言用文字告诉我们的，也是张艺谋用画面为我们呈现的。
张艺谋导演就是看中了小说里描写的那股子血性与自由，才将它搬上大荧幕的。“我喜欢他书中表现的那种生命的骚动不安、热烈、狂放、自由放纵。”[8] “自由放纵”、“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是张大导演的创作之路。正是基于对自由奔放、人性解放的追求，电影才能取得那么大的群众共鸣和社会反响。电影《红高粱》以一个孩童的角度，追忆了先辈的故事。“我”奶奶戴凤莲在十九岁时被迫嫁给了有麻风病的掌柜李大头，后来她和抬轿的轿把式“我”爷爷余占熬发生了感情。我爷爷杀了李大头，为了我奶奶去找土匪三炮。后来我罗汉大叔被日本人残忍的杀害，愤怒的我爷爷和我奶奶决定打鬼子，我奶奶死在了送饭的路上，我爷爷带领大伙冲向了敌人，之后是壮观的日食画面。
“电影《红高粱》是关于人性的、历史的别具一格的思考，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用恶作剧式的达观态度来处理沉重得不得了的素材。”[9]年轻貌美的戴凤莲被迫嫁给了年迈多病的李大头，这是对人性的扭曲，是无爱的包办婚姻。而余占熬跟戴凤莲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从无望的婚姻中解救出了她，使她的人生掀开了新的篇章，这无疑不是对解放人性和追求爱情自由的歌颂与赞扬。“我爷爷”和“我奶奶”他们活的潇洒自由，他们的爱情大胆浪漫，他们充满了血性，展现了中华民族奔放不羁和乐观向上的生命特质。
电影《红高粱》是对原著小说的完美浓缩，它把小说中最精华的部分选择了出来，并加以重点刻画。由于受电影时长的限制，电影中删去了好多人物和情节，只保留了最精华的部分，如：“颠轿”、“野合”、“酿酒”、“敬酒神”、“剥皮”这些桥段。如果说“酿酒”这场戏最能体现人物放荡不羁、不受世俗限制的个性，“我”爷爷将尿撒入了酒缸，无意间造出了绝世佳酿。那么“野合”就是对人性解放的高度赞扬，在高粱地中“我”的先辈用祭祀的方式完成了人性的解放，那些高粱都是这场传奇爱情的见证者。电影中保留的人物也只有爷爷、奶奶、爹、李大头、三炮、罗汉大叔、日本人等，通过这些人与我奶奶的关系来展开故事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