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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湘潭的乡下，周围接触的大多是同为湘军后裔的保守分子，无论是其亲属、同门或世交，大多畏惧革命，支持君宪，渴望改良。况且湖南的整个政治氛围，也主要是支持君主立宪和改良主义的，出现了如谭延闿、罗杰、易宗夔等一大批立宪派人士 。这种立宪风潮，必然对杨度正在形成的价值观产生极大的影响，希望通过体制内的改良来拯救中国。而其湘军后裔的出身，也在潜意识里影响了杨度的政治主张，这种封建、保守、专制，渴望权威的观念是其血脉中所继承的，难以泯灭的。所以当与湘军有着一脉相承关系的北洋军统帅袁世凯出现时，自然对杨度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希望自己能够学习湘军名宿左宗棠，通过担任幕僚，作为晋身之阶，从而名满天下，踏上仕途。而且其作为地主阶级，从其阶级立场就可以看出他对帝制的留念和眷恋，对于乡间的宗族、保甲、团练等文护封建统治的制度，也会有不自觉的文护和支持，这在他早年的乡间求学生活中有大量的体现。
除了杨度的湘军后裔出身直接影响着他的政治选择，其年轻时整个的求学经历对其在洪宪称帝中积极为袁世凯奔走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样，也造成他在日后的幕僚工作中难免带有一些传统师爷的腐朽气息。首先，他自幼接受的就是儒家经学教育，四书五经精熟，并且年纪轻轻就考取了举人，在科举之路上可谓前途无量，一帆风顺，因此也必然怀揣着传统儒家学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想法和抱负。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杨度很早就拜入湖南名宿王闿运先生门下学习儒学。王先生是19世纪末中国湖南十分著名的经学大师和诗文大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的“帝王之学”，十分擅长通经致用。而王先生则十分器重杨度，完全向他传授了自己的“帝王之学”，并把它作为一种“屠龙之技”希望杨度能将其发扬光大，帮助杨度功成名就。那么，究竟什么是“帝王之学”呢？有学者将其归结为是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之学。在辅佐“非常之人”时，设计非常之谋略，建立非常之功勋。崇尚这种学问的把它称作“帝王学”，可是自古以来多称其为“帝王术”，认为它是有“术”无“学”的。其特点是（1）进取不由正道。(2)所推行的学说未必是他所相信的。（3）重术不重德。（4）刻薄寡恩。 而王闿运先生则对帝王学进行了自己的加工和提升，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权术，而是包上了一层经学的外衣，使其从“术”的层面上升到“学”的层面，认为“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之后才能“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侧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加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书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取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标青史。” 而这些学识经历，也造成杨度能够快速适应幕僚工作，为其日后替袁世凯出谋划策、东奔西走打好了基础。
可以说，杨度被帝王学说所深深影响，并将其作为前半生的人生信条和幕僚工作的指南，更为关键的是，杨度甚至以“帝王之学”的基本理念去作为找寻近代中国前进方向的基础，并用封建的帝王学来处理日常幕僚工作中遇到的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新式问题。而这“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在杨度眼中也不过是一种春秋诸国群雄并起，逐鹿争霸的纵横角逐的格局。如此一来，我们需要处理的自然仍是一个古老的“治乱循环”的课题，那么“帝王学”也就正可以大显身手，揽狂澜于既倒了，真可谓“天下日益趋乱，经术将明之势与前之不明，亦势使然耳。”而且杨度作为一名湖南的乡绅，其眼界的局限难免导致他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而其两次的日本游学经历，更进一步的坚定了杨度坚持君宪救国的想法，日本明治文新后推行君主立宪制度很快就强盛起来，成为唯一的亚洲列强；而国外的各种见闻，也佐证了君宪制度的优越性：世界第一大国不列颠是君宪国家，战胜世界第一陆军强国法兰西的德意志是君宪国家，俄国被君宪的日本战胜后也改革为君宪国家，世界上的大部分列强、次强都是君宪国家。这样的世界政治格局，自然令本就倾心君宪的杨度大喜过望，坚定决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