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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一生著述十分丰富，涉及学科广泛，且在每个涉猎面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在《戴震全书》共计三十八种著作中，包括经学类如《尚书义考》、《经考》等；小学类如《声类表》、《方言疏证》等；地理学类如《校正水经注》、《直隶河渠书》等；天算类如《勾股割圜记》等；、考证学类如《考工记图》等、哲学类如《法象论》、《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及其《文集》中许多学术论文。然而，宽广的涉猎和渊博的学问不足以成为戴震一代宗师的原因，其特别贡献不在其著述丰富、领域之广，而在其方法与精神。萧一山云：“吾尝谓戴氏著作之优点？不在其量而在其质，不在其博而在其精，不在其著作之勤，而在其能发明治学之方法与精神。……然以质论之，则深刻断制，精核缜密，只单词只字，亦皆不苟。故其书自今读之，觉简奥艰深，几于一字不移矣” 。戴震知类通达，早年的泛览群籍，博涉经史，为其以后在此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后由广博进至精审，对其 “淹博、识断、精审”目标的获得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学子读书，最怕他读的深度和广度不够；等到拥有广博的知识面后，又怕其不能够清楚了解和精通书中所言；等到既博又精后，又怕其不能从中领悟道理。戴震言：“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 。戴震在书中通过枚举郑樵、杨慎的例子，欲借此阐明自古以来的学问家，著书等身的人有很多，却也仅有限的人能真正在全面考察群书的基础上进至精审，如果不能做到由博而约，精益求精，即使身为一届学者大家，也必会抱憾终身。学贵于化，对所学的知识没有办法做到及时吸收，完全消化，进而融会贯通，达到简约精微的境界，这样的著作对于后世是没有多大益处的，对于自身学问的精进也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由此看来，戴震著书对材料的搜集规整和深入研究是很重视的，戒除主观臆断，一直是有一份客观存在着的语言材料就说一分话，重证据，每每对一个问题进行探讨研究时，必定会亲自从第一手材料的搜集出发，旁征博引，经过细心的归类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把材料进行长编，划分为各个类，并作读书札记等工作。初稿撰成后，又假以时日，屡屡对手稿进行改删修订，在反复求证之后，最后才定本，可见戴震著书的显著特点即为循序渐进、厚积薄发，处处遵循着施博而守约的治经方法。再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例来看，即使不算《法象论》等早年治经心得札记之文，仅仅从《原善》三篇的完成到《孟子字义疏证》的定稿也耗费了十多年，《戴先生年谱》“癸未”（时年戴震四十一岁）云：“《原善》上、中、下三篇……癸未以前，癸酉、甲戌以后十年内作也” ，又《年谱》“丁酉”（时年戴震五十五岁）条云：“丁酉四月二十四日，作札与玉裁云：‘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 戴震从作诸篇义理小文，贯本末，彻精粗，在经历了漫长的成书过程后，逐渐变成经典佳作，其由博而约，贵在精审的治经方法，往往被后人所称道，其严谨的治经态度，不忙于成书的作法，力求精审，亦为后世学者治经的榜样，该被论为佳话。
二、体例创新，注重归纳
重视读书明例，并用其指导治学，是清儒人人共同遵守的方法论问题。“学者欲读其书，宜先知其例，书例既明，则其义可依类而得矣。” 对于那些没有明确说明义例的前人著书，在不知道其书体例的前提下，很容易让读者陷入不知道在读什么的迷茫处境之中，如果可以通晓著书者的本意，通过分析全书结构，总结出本书义例，就可以闻一知十，触类旁通，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考证学上的义例是指包括语言文字领域的条理通则，以及古书著述体例等” 。要总结出一般的条理规则，需要反复推演大量复杂的事实材料，严格的分析，以掌握丰富繁杂的事物规律，执简驭繁，触类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