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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天性豁达，在后来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内在的抱负使他这种豁达的性格经受进一步磨练。在和项羽楚汉之争的过程中，刘邦有一个极不同于项羽的地方，那就是遇事豁达，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从不意气用事，而是从容处置，老练理智，与项羽斗智不斗力，化不利为有利。在楚汉对峙广武时，项羽粮食供应渠道被断，“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1]在项羽要挟刘邦说要烹杀他父亲时，刘邦不仅没有方寸大乱，反而从容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1]敌方阵前以烹杀父亲相要挟，在十分紧急且处境被动的情况下，刘邦利用其性格中豁达而机敏的一面，巧妙利用当年与怀王的约定，指出项羽若烹杀他父亲，即是烹杀项羽自己的父亲，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举。以致项羽气结，不得不听从项伯“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1]的劝说，放弃了烹杀刘太公的想法。项伯所以这么说，项羽之所以相信，是因为刘邦确实是“为天下者不顾家”的人。此前，在成皋之战失利，刘邦突出重围单车逃亡的过程中，他为让车减轻重量以便快速奔走，竟几次三番将他的儿女，即鲁元公主和孝惠帝推下车去，亏得夏侯婴的不忍，一次又一次将他们救起，刘邦的豁达确实使常人难以企及。杀了刘太公不仅未能达到胁迫刘邦的目的，反而会激起汉兵的士气，并且会招致其他诸侯的义愤。刘邦的豁达既粉碎了项羽的阴谋，陷他于不仁不义，又保全了他父亲的性命，成功地化被动为主动。
刘邦的宽厚仁爱、豁达大度不但使他获得了内外信任，对他延揽吸引良将贤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为他赢得了难得的政治军事优势和民心。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刘邦率领丰沛集团参加起义，迅速成为众多楚地起义军中一支仅次于项羽集团的武装力量。当反秦战争到了关键时刻，楚国各路起义军分配战略任务时，怀王诸老将皆曰：“……今项羽剽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厚长者，可遣。”！[1]于是派遣刘邦向空虚的关中秦都进攻，却令项羽进攻秦军主力所在的赵地以救赵脱困，并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样，便使刘邦获得了极好的政治军事优势。当项羽在破釜沉舟救赵之时，刘邦调整自己的进军路线而先于项羽顺利入关。入关以后，对秦亡国之君子婴、降将等皆能以宽容为怀，从而赢得了秦降将、官吏和关中百姓的拥护。史载刘邦任用秦官，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以致“秦人大喜，争持牛羊肉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1]
刘邦又是一个外示豁达而又内藏心机的人。他的心机在起事前没有明显的表现。起事后，危机四伏的战争形势和诡谲多变的政治斗争的压力，特别是他周围能人谋士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豁达大度的外表下心机日渐增长，发展到城府极深，工于用人、用智、用术、用势。在楚汉战争相持阶段，项羽曾提出要与他单独决战。刘邦深知就武功来说，他根本不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的对手，他的豁达使他绝不会为了面子而逞匹夫之勇，他的心机使他从道义上列举了项羽的十大罪状，并自诩他现在是与义兵共击“大逆无道”的人，没有必要与他单打独斗。这样他既掩盖了自己不敢应战的怯弱心理，又使自己在道义上占尽上风。可惜项羽不如他那样豁达且工于心计，他一听到刘邦对他的指责就怒火冲天，二话不说搭弓射箭，正中刘邦的胸部。突然受到重创的刘邦疼强忍疼痛顺势以手扪足，叫道：“虏中吾指”，[1]刘邦强撑重创的身体“起行劳军”，稳定军心，重整军威。他的豁达和心机相结合，巧妙借力，不仅使他化解了危机，而且获得了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