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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上讲，李鸿章在“外须和戎”思想的形成中还受到他的老师----曾国藩的影响。在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言传身教下，李鸿章受到老师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由于曾国藩主张“内安外攘”，所以他反复强调中国要“自强”，并积极投身到洋务运动“自强”“求富”的新政浪潮中。李鸿章不仅全部继承了老师的政治主张，而且还尽心的去完成它。在对外事务中，李鸿章在老师“忠笃诚信”的教诲下，始终遵循曾国藩的这一外交思想，“在西方列强怎样对待我们的问题上，我始终奉行着一个法宝，用诚去和洋人交涉必定是没有差错的，而且有很大收获的时候。”[6]由此可见，李鸿章承袭了曾国藩的“内安外攘”等主张，客观的来看，弱国外交的活动最终形成了“外须和戎”的外交思想。但李鸿章多次采取的是“以夷制夷”的办法，通过均衡西方各国在中国利益，达到“以敌制敌”[7]的效果。
（二）李鸿章的“外须和戎”外交思想的内容
李鸿章“外须和戎”的外交理论在具体内容上主要为“和”：在中国国力衰败之际，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我们承认西方列强强加给我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来换取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自身的力量。当然，实现“和”的方式有多种，不要轻易和洋人发生矛盾，即使洋人无理取闹，我们也要尽力做到表面上和和气气。这样洋人就无法找到任何获取利益的借口，避免我们自身实力的减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实现“和”，假如从国家长远利益、总体利益来看，在国家丧失各种主要权利的情况下做出一些一时退让和妥协的结果，也是无可非议的。但大清王朝一再的赞成李鸿章的主和意愿，“和” 将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是危害整个华夏民族的根本利益，在本质上就违背了“外须和戎”最初的含义。李鸿章与西方在外交实际活动中的各种交涉方式也与这种“外须和戎”的外交理论息息相关，普遍反映出向西方列强一让步的特性。如：甲午战争期间，把赴日谈判的“头等全权大臣”这个重要头衔给李鸿章时，由于日本提出中国赴日的谈判大臣必须拥有割地、赔款的全权，他在朝廷下达拥有各项特权的命令之后，才敢动身赴日。在《马关条约》受到大清政府“与西方列强毫无商量的境地时，就遵照先前所发的谕旨和外国签订条约”的谕令后，李鸿章没有做到据理力争就签订协议。
虽然在中国近代史上对外谈判的一系列事件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中央政权安排有很大关联，但李鸿章作为清政府派出的对外活动的重要办理人是应负直接责任的。尤其是他的“外须和戎”的外交理论指导他妥协退让的外交行动。在实际外交实践中，李鸿章恰恰是把“避战自保”与“以夷制夷”结合起来求得和平。即当面临对外纠纷时，一方面极力争取“和局”，避免战争挑衅的开始，另一方面请求国际调停，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当然，在弱国无外交的事实面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几乎确立的前提下，李鸿章不管采取多少方法都不可能改变这种格局。况且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下，他所拥有中国地大物博、天朝上国的落后观念，对资本主义对外交涉又了解甚少，这都影响了其外交活动如梁启超所说的是“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8]大多数只能以丧权辱国的结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