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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之间的人际关系是比较重要的，宋朝柳开解释同年关系为:“由辞学进士中出以为贵，同时登第者,指呼为同年。”[3]可见，同年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同年在各奔仕途后，往后会再经过诗酒文会来联络彼此的感情，巩固相互的关系，有了这样的基础，那么，同年们在日后的仕途中互相帮助就是十分常见的事了，如果条件容许，可能会形成强有力的政治派，乃至驾驭朝政。韩琦（榜眼）的同年有：王尧臣（状元），赵概（第三人），吴育（省元甲科），包拯，王溟，韩璩，李绚，范琪，章岷，吴京，吴方，崔勉，张浩，吴奎，石待举，石待致，石元之，史论等。从韩琦所著《安阳集》中可看出，与韩琦关系较好的同年有王尧臣，吴育，赵概，文彦博。韩琦与他们心意相通，处世之道相像，彼此友谊深厚，情同手足。在相处的过程中，他们互通诗文，互诉心中所想，成为了好的伙伴。在这种基础上，韩琦与同年们互相援助，尤其是可以彼此帮助文系仕途，在政治上也成为可以互相帮助的朋友，对彼此仕途都起了重要作用。韩琦与他同年们形成的小集团，对宋朝的朝政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僚关系是比较普遍的社会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关系要相较于同年关系更为复杂。韩琦的同僚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吕夷简，庆历新政前，吕夷简是宰相，韩琦是他的下属；范仲淹，他与韩琦异同任陕西经略安抚使，与韩琦齐名，时称“韩范”；欧阳修，庆历三年，韩琦人疏密副使，欧阳修任谏官；富弼，两人曾同在朝廷为相，沉“富韩”；司马光，英宗时，韩琦任宰相，司马光人知谏院；文彦博，文彦博既是韩琦的同年，两人一直同朝为官四十余年；王安石，曾为韩琦幕僚；韩绛等。这些只是韩琦同僚中较为有名的一部分，且这些同僚有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关系复杂。如韩琦在朝为官曾靠吕夷简提拔，后韩琦家族与吕夷简家族又有姻亲关系，但韩琦是庆历新政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属于范仲淹集团，而吕夷简集团是庆历新政变法的反对者，后来吕夷简吕夷简之子吕公弼、吕公著等皆入朝为官，又是依靠韩琦的提拔，这样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韩琦就在这样的局势下，在朝堂上几经沉浮，依靠他本身的才干能力，在同僚中文系着各种关系的平衡，最终依靠不可或缺的人际关系，回到朝中，执掌大权，影响着整个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