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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宗教人士和“白修德”为代表的国际“救助者”
当中国人民身处生命荒漠之中时，外国主教们和白修德最初的目的都不是要拯救中国人民，一个本来是要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侵略，一个最初的目的只是要在大灾荒中找些可写的东西。但后来，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灾难中的人们，尽管这种帮助或是不经意间或是微乎其微的，却给了饥荒中的百姓以生的希望，使百姓暂时摆脱了死神的魔爪，也使他们重新认识了生存与死亡。战争是残酷的，是政治家争夺土地与资源的游戏，平民却是无辜的，他们精神上忍受着被侵略者杀戮的恐惧，身体上还要接受饥荒的惩罚。这个时候本应该有所作为的当权者们，却躲在战争的大后方，在一片歌舞升平、灯红酒绿、你侬我侬中，乞求着美国的援助，幻想着战争结束之后继续绞杀“共匪”，最终难民们被彻底遗忘了，被当权者们赶进了不得不死的绝望境地。这时，白修德们意识到自己应该可以以外国人的身份为难民们做些什么，好让水深火热之中的他们活着。于是，人道主义的光辉便开始显现，记者们开始写下有关难民们的“死亡笔记”，传教士们不再进行精神侵略，而是堂堂正正地当了一回“耶稣”。“人在战场上是对立的，但在我一批批倒下的乡亲面前，他们的心却相通了。”[1]
他们作为一个形象整体出现，并不是作者要描述的重点，而是为了和国民政府方面形成对照，面对灾难中人们，本该有所作为的国民政府却始终是无视和遮掩，为了免受国际指责而采取了救灾行动，但最终还是抛弃了身处水火之中的人们，把人们丢给了日本侵略者。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白修德这一人物典型。他游走于中国，多次亲临灾区，看到了比灾害本身更残酷的真相，诸如狗吃人、人吃人的情形。他的见解也许带有很大的个人见识性，但毕竟他是作者进入那段历史、接近历史真实的途径之一。
（三）以“蒋委员长”等为代表的国民政府方面
这一形象整体本应是灾难中的人们的唯一希望和救星，可是面对置身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他们非但无所作为对灾区民众的横征暴敛也是毫不放松；他们关注的更多地是诸如“甘地绝食”、“邱吉尔感冒”等国际变化和动态，对于灾区民众受灾严重及灾区的种种残酷情形，他们是一再的遮掩，唯恐这种事情传出去会有损中国形象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作者对于这一形象整体有的最多的是讽刺和批判，这其中也饱含了作者对合理、有序的权利运行机制的渴望和期盼。这一形象整体的代表就是蒋介石，他也是作者给予较多嘲讽和批判的一个人物。“他们把蒋理解得肤浅得多。蒋怎么会不相信呢？蒋肯定比白更早更详细地知道河南灾区的情况，无非，这并不是他手头的重要事情。”[1]正像蒋的下属说的那样：“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蒋和他的国民政府对大饥荒置若罔闻的目的，无非是想争取美国的援助，建立更为稳固的盟友关系，打败日本侵略者，继续自己的独裁统治，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与初衷相反的，美国人正在失去对他的信任。“‘我深信他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如史迪威将军所说的那样，而且对他的人民也同样毫无用处，这一点才是更加重要的。’当费正清来到中国，与国共两高层接触和交流后也得出了相似的判断：我获得一个明确的信念，我们的盟友国民政权正在自我毁灭，并且走上丧失权力的道路。国民是逐步走向没落的，我的上述结论也是逐步形成的。”[2]蒋和他的国民政府在国内外的所作所为，可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他们其实也是难民，没有大饥荒中被饿死的担忧，但面临的是逐渐失去权力的恐慌，面临的是来自同盟美国的质疑，面临的是国际社会的孤立无援，等待他们的是被历史与正义地彻底放逐，最终他们被流放到了台湾，在政治的博弈中，自己饿死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