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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周“礼治”的建立
西周时期建立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对中国封建社会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基础贡献。孔夫子曾赞誉西周时期“郁郁乎文哉”。西周的礼乐文化，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而这一切与周公“制礼作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周公“制礼作乐”所包括的方面十分广，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与礼制等各个方面。
西周的政治制度，包括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在内都体现了家族组织与国家制度的结合，家族观念、家族道德与国家制度互为表里。之后，根据宗法制，西周又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礼仪体系。西周时期的礼制，被形容为“大礼三百，曲礼三千”，不管是人们的日常起居，还是吉、凶、宾、军、嘉，都有相对应的礼仪制度规定，影响到国家的各个方面。“在不同贵族阶层衣着、宗庙、乐器、佩饰等的区别中,社会的秩序得以体现并受到文护。西周的礼制正是这样一种象征并文护强化政治等级制度所规定的社会秩序的体系。” 西周时期的礼已经超出了道德规范和生活习惯的范畴，开始具有了行为准则的强制性作用，“礼治”开始成为帝王的治国思想。
（三）春秋礼治的衰落
西周的礼仪制度在经济方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井田制度。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遭到破坏，各国进行变法，封建土地私有制开始形成；在政治上，宗法制同样受到冲击，分封制和世卿世禄的世亵制度开始走向瓦解，周天子开始丧失对诸候的控制权力，诸侯内部也存在争斗。例如晋国发生的“曲沃代翼”事件，作为晋宗族旁系的曲沃武公杀死正宗取而代之成为晋国国公。此次事件以后，晋国推行了打击贵族阶层的政令。晋国宗族间的争斗最后导致的结果是韩赵魏三家分晋，而“亲亲”“尊尊”这样的宗族伦理观念也在这场争斗中消失殆尽。宗法制和“亲亲”、“尊尊”、“男女有别”这两大基础的动摇，造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礼治秩序的紊乱。
西周推行“礼治”治国思想，使当时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之繁荣鼎盛局面。但是这种治国思想无法脱离时代，随着西周实力的衰落，王权下移，西周式的礼治也日渐衰退，以致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形势与国家统治呈现出“礼崩乐坏”的特点。然而，“礼治”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四）汉朝礼治原则的恢复与演进
汉朝对礼治原则最大的改造，在于它在推行礼治的同时，实际上完成了儒法思想中关于礼治理论的结合。这一理论成果主要来自于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说，将在下文进行讨论，在此不多赘述。秦朝的严刑峻法、不施仁政，与西周礼治传统和儒家的礼治思想越发背道而驰。汉虽然抛弃了秦朝统治中“一断于法”的原则，但在国家立法上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秦朝的法律体系，确立了符合贵族特权的上请原则和体现封建伦理纲常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将“礼”正式地写进国家统治思想中。这些法律制度包含尊老爱幼原则，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礼教制度的要求，构成汉代矜老怜幼的社会风气。“仁”、“孝”的伦理习惯也成为中华儿女的传统精神之一。汉朝统治思想突出了与秦朝的对立，但也与其进行了融合。通过讲儒家伦理编写进法律条文来约束人民的行为，通过儒家化的伦理纲常理论宣传，“君为臣纲”变成了臣子和百姓都必须信守的准则，君主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