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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环境对宁波人善于经商的性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在论及“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时候说过一段话。他说：“大海啊，能够激发人们的进取之心，居住在内陆的人们，往往因为怀念故土，而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尝试着观赏一下大海，会忽然觉得脱离了种种束缚，行为和思想得到了无限的自由。那些出海的人，他们想得到的固然是利益，然而为了获利，在一开始他们就不得不把财产和性命作为赌注，冒着很大的风险而孤注一掷。因此长久在海上生存打拼的人，他们一天比一天勇猛。所以自古以来，临海而居的人总是要比内陆的人更加积极进取，更加有活力。”[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宁波的滨海环境使宁波人形成了一种敢于冒险的民风。
（二） 思想根源
“经世致用”思想是宁波商帮兴起的深层文化基因。明代中期以后，王守仁心学思想泛滥流行，很多学者束书不观，不重视关心现实时务，这引发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学者们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和反思。黄宗羲提倡“经世致用”，将学术探讨与社会实际两者相结合，还倡导“工商皆本”[4]，反对传统落后的经济观点，比如“存天理，灭人欲”、“重本抑末”等。这个思想不仅提升了宁波地区工商业的地位，推动了商人社会自觉意识的产生，而且“切于民用”的经济思想，也成为宁波帮的一种经营理念。
（三） 人文影响
明清时期，在宁波的民俗中出现了重商的倾向，这是一个全新的转机，因为许多传统大家族，他们对工商业的态度是轻蔑的，只注重诗书礼仪。然而明代中叶以后，东南沿海地带的海上贸易中出现了许多大家族的身影。[5]到了清代，一些商人通过建置义庄、义塾等，部分代替了传统士绅在地方上的职能，如董秉恒兄弟花12万两银创立建义庄，[6] 镇海方氏家族的方仁高创建了“宝善堂义庄”，[7]镇海李氏家族建立了“养正义庄”。[8]
（四） 区域经济
得益于宁波的区域环境，宁波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宁波商帮的形成。宁波的港口贸易很发达。宋代的宁波，虽然不是都会城市，但是它商船来往频繁，交易的物资十分丰富。[9]元代张翥作了一首诗，表示宁波地区商船往来频繁，交易的货物十分丰富，每年都为中央的税收作出了不少贡献。[10]清朝初年实行海禁政策，康熙23年放松海禁后，宁波的港口贸易重新焕发生机。随着清代北洋航道的重新开通，宁波成为著名的“鱼盐粮食码头”，[11]宁波人民有机会接触各地商人，开阔眼界。宁波的渔盐业、造船业和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宁波地区农业经济萎缩，由于土地资源贫乏，人地矛盾尖锐，所以宁波缺少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经济力量。宁波因“人口一天天多起来，土地资源供不应求，于是四出经商谋生，宁波商人遍布于全国各地”。[12]
二 传统宁波商帮的形成与发展
（一） 宁波商帮的形成
宁波商人在唐宋时期就已非常活跃，例如唐代宁波商人张靶信等经常与日本通商，[13]宋代有商人出海经商。但是此时的商人数量少，经营范围有限，很难发展成为一个商帮。到了明代，明政府因嘉靖2年（1528）发生“争贡事件”，[14] 下令实行海禁，合法的海外贸易渠道被堵，与宁波的地方性经济发展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因此给了走私贸易萌芽的时机。明代的《玩鹿亭稿》中提到：“宁波一直都没有出现过海盗，长年只有渔船出海捕鱼砍柴，没有人敢违背“海禁”政策与外人通商。后来，出现少量海商经营海上贸易，但也只局限在福建、广东等地。这些海商陆路去，水路回，到达宁波后，从来不堂而皇之地进关，相反，他们秘密停泊在关外，贿赂地方官员用小船在白天或者晚上悄悄进货，或者委托乡宦说情。到了嘉靖时期，情况发生巨大改变，前面提到的一些贪图利益的人，勾引番船，互相来往。”[15]明政府对违禁通番的海盗商人和海上贸易进行了严厉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