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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时间，我们没有受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的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
乃至后来巴金在《随想录》第四集《病中集》中又写了《再忆肖珊》一文，讲述了自己在亡妻离开人世之后的凄苦生活，再一次向读者表达了自己对亡妻深切的怀念之情，也表现了巴金一生对爱情的忠贞不一。
巴金对“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致死的作家、艺术家们也深表怀念。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巴金给予老舍同志无限的同情，对于老舍的罹难，巴金对自己没能保护好老舍，以及没能将老舍之死搞得清清楚楚而感到遗憾，同时对于自己没有发表过什么洗刷老舍无须有的罪名的文章而感到自责，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良知。在《怀念烈文》中，巴金交代自己和黎烈文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三年，真正成为朋友是在一九三五年年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情，就是对鲁迅先生的敬爱。在巴金心中，黎烈文先生是一个从不掩盖自己，有什么想法都会大胆表露出来的不难相处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被戴上了反动的帽子，而后的生活也都是在萧条中度过直至病死。在“四害”横行的那些年里，巴金也曾“混”日子，但是“四人帮”垮台之后，巴金就再也不能像当初那样“混”日子了，他的良心受到谴责，早已被他忘却了的老友的面容再次浮现在他的眼前，只有有过同样经历的人，才不会对别人的遭际漠不关心，巴金想为自己的老友摘去那顶“反动文人”的帽子，因为他知道即使长期不曾见面，他也依然还是当初那个黎烈文。巴金痛斥“文革”给那些文人带来的身心摧残，为他们感到惋惜。“埋头写作，不求闻达”，这是黎烈文先生忠于自己的人生信条，也影响和激励了巴金。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遭受严酷迫害的作家理所应当地受到大众的同情和尊敬，但在那个“人吃人”的年代，这些艺术家们却没能得到应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