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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制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作用于社会生活。在《西厢记》开篇的楔子中，由老夫人以亡夫官拜前朝相国、女儿崔莺莺的未婚夫为尚书之子郑恒为背景，凸显了女主人公显赫的家世地位，并与随后出场的张生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差异。尽管张生也出身于尚书之后，但是一方面，由于元代特定的“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的等级制度，使得读书人阶级地位一落千丈；另一方面，《西厢记》以唐代诗人元稹《莺莺传》为原型，唐代门阀制度盛行，“崔、李、卢、郑、王”等世家大族代表了当时高门贵胄的最高级别，而张生只是一介白衣新门，这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氏族”的阶级差距，不仅必然导致老夫人悔亲行为的发生，更是当代婚姻观念在“毫无关系的联姻方式与亲上加亲的联姻方式之间的较量。”[3]
剧中老夫人多次明申:“俺家无再婚之女”，即使崔莺莺已有婚配，面对大敌当前，及莺莺张生私合事发时，老夫人怕“辱没了俺家谱”的世族观念发生了动摇。根据历史考证，在信为人之根本的唐代，统治者对“悔婚”现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作为封建大家长，她的妥协或者说思想上的松懈恰恰体现了《西厢记》爱情婚姻观念对封建制度的无意识反叛。
（二）反权威
中国古代传统婚姻的缔结向来注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观念甚至一直延伸到上世纪改革开放前期，因此，传统男女要想改变自身的命运，就必须先向父母权威发起挑战。加之“三纲五常”的思想禁锢，与子女对传统孝道的无条件遵从等社会伦理压力，使得封建权威具有不可抗拒性和难以逾越性。
以此为背景来看待《西厢记》，崔莺莺饱受封建思想熏陶和封建权威束缚，性格沉静内秀，温婉娇柔，却做出身有婚约，还与他人“经今月余则是一处宿”的“勾当”，足见其反抗封建权威的勇气和决心。自古长幼有序，当老夫人悔亲宴上命莺莺上前拜哥哥时，张生便再也按捺不住，义愤填膺的对老夫人的前后行为不一横加指责，在坚守文人气节的同时，更表现出对老夫人的大胆反抗。身份低下的小红娘，竟能无视尊卑，丝毫不惧“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的封建大家长，帮着小姐莺莺与张生牵头拉线，争取爱情；在事情败露之后，迎难而上，巧舌如簧，直言不讳小姐与张生的越径行为是老夫人的过失。似乎人人都能够对老夫人大胆发难的这一情状，更加有理有据的表现了《西厢记》对于封建权威的蔑视与讥贬。
其实崔莺莺又岂不是年轻一代的权威呢？她一生下来就自带主角光芒，自然把与其说服侍倒不如说她认为是老夫人派来监视她的红娘不放在眼里。崔莺莺自见了张生后心神不宁，情思不快，却嫌恶红娘“影儿般不离身”；崔莺莺与张生借琴声私会，红娘前来传话，她又恼恨红娘“女孩儿家直恁响喉咙”；有用时好姐姐的作揖，翻脸时斥为下贱。崔莺莺俨然一副高高在上的小姐姿态，红娘不遗余力的冒死相助都被她当成是理所当然，红娘说老夫人“将人的义海恩山，都做了远水遥岑”，崔莺莺对待红娘不也一样？尽管红娘对崔莺莺恣意妄为的态度并没有太多的反驳，但她对内心怨言的自我排遣，则可以看成是她反权威思想的初露端倪。
（三）反教条
唐代儒、道、释三教并行，后经传播并取得广泛发展源!自`优尔~文)论(文]网[www.youerw.com。《西厢记》对佛教方面着墨不多，但下笔之处皆可见作者对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佛家僧侣的批判和讽刺。如张生为能接近崔莺莺向普救寺长老行贿，而此僧在收了好处之后竟然以是自己的“敝亲”为由蒙骗他人；崔莺莺现身道场添香时，众僧侣的反应:大师凝眺、班首呆僗、头陀懊恼、行者心焦；还有爱“吃酒厮打”的莽僧惠明对时下僧门的看法:“别的都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则会斋得饱也，则去那僧房胡渰，那里换焚烧了兜率伽蓝”等等。佛门戒律讲究五戒和十善，不管是消极的戒恶还是积极的向善，都要求出家人不得妄语，不得饮酒杀生，六根清净，是为正途。而《西厢记》中所呈现的众僧众相，表现了佛门弟子的道貌岸然与虚伪嘴脸，更何况崔莺莺与张生这段广为传颂的爱情就发生在僧俗繁杂的寺庙里，无疑是对佛家清规教条约束力消解下的无形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