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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上半叶，易卜生的剧作《玩偶之家》传入了中国。作品中的娜拉由温顺的家庭主妇变成了一个决然离家、彻底摆脱玩偶地位的新女性，女性的解放意识得以苏醒。这部作品对当时文坛的影响无疑是振聋发聩的，由此女性文学中的逃离话语就成为了许多文学家研究的对象。然而由于在逃离的过程中，这些生活在陈旧时代的女性进行的只是表面抗争，并没有真正产生历史性的改变，因而，在许多女性的逃离书写中，她们的命运无外乎两种——死亡与回归。在新旧文明交替的背景下，对于新世界的渴望促使一些女性挣破牢笼，逃离家庭，然而旧式家庭的教育由内而外地侵蚀着她们，致使她们拒绝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她们虽然不苟安于被禁锢的现状，甚至不择手段大胆追寻自己向往的生活，然而无法逃离依然是这些女性的命运。理想与现实的分离使得这些女性在生活中感受不到希望，孤独意识油然而生。这一类女性的孤独意识并不是独立、突兀的，而是有所承接与铺垫。现实苦难与生存苦难迫使她们竭力逃脱，但最后却都臣服于宿命，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
在孤独语境中，被命运捉弄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妇女生活》中的三代人：娴、芝、箫。日军侵略、大炼钢铁、农场插队三个时间点连缀起她们之间横亘几十年的光阴，而汇隆照相馆狭窄的阁楼却是唯一不变的背景，她们在这里重复上演着各自的孤独。她们试图逃离，可是所有的努力都成为了笑谈。娴、芝、箫，她们都怀揣着对母亲的憎恶，都试图通过男人来摆脱那座沉闷压抑的阁楼却都遭受到男人的背叛……她们渴望逃离阴气沉沉的家庭，却都拒绝对自己进行革命性的改变。除了这座阁楼，她们再没有其他的栖息之地。娴、芝、箫，她们卷入了命运的漩涡，永远被捆绑在照相馆的楼上，凝固成一张泛了黄的相片，风化在浩浩荡荡的大时代之中。在这些女性的生命中，孤独是一枚根深蒂固的种子，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蔓延生长，成为苦涩的果实，在阴翳的时光中被咀嚼、吞吐。
与无法逃离的被迫皈依不同，主动皈依则是这些女性的另一种选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性别的差异一直存在于大多数人类的思想观念中。尤其在中国，“男主外，女主内”、“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样的言论更是许多女性的信条。大部分的女性一直将自己视为弱势群体，将男性奉为自己衣食住行的靠山，而她们的使命就是寻找一座不倒的靠山，“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理念在她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在这种自我审视状态的观照下，这些本不属于任何一座空房子的女性，却为了金钱、权势、欲望，将自己一步步推向无望的境地，最终用余生的自由为这片没有尽头的孤独陪葬。然而，无论是金钱还是权势，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这些女性得到的仅仅只是短暂而又有限的使用权，真正的拥有者还是封建家庭的大家长们，她们最终也只是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她们深深地明白自己进入到那一座座空房子之后的结果是什么，但按捺不住的欲望诱使她们放手一搏，亲手为自己戴上了束缚自由的枷锁。这一类女性用近似于“卖身”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主动向一座座空房子靠拢。
《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无疑是这一类女性最典型的代表。颂莲最先呈现出的是与众姨太太相异的女学生姿态，而她也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与众不同来博取陈佐千的欢心，并试图凭借“新女性”的身份凌驾、掌控这座旧式的深宅大院。她为了得到所谓的地位、权势，不惜低价贱卖自己的自由与情感，千方百计地挤进这场邀宠角逐的博弈。然而在陈佐千的寿宴上，她的“新式”举动——当众主动亲吻陈佐千——却触犯了他旧式家庭大家长的地位，成为了颂莲在陈家地位的转折点。没有了自由，没有了依托，甚至连陈佐千的宠爱都失去了。最终，在这场“新”与“旧”的斗争中，颂莲成为了对手的俘虏，被圈禁于紫藤下的枯井。在这座男性权威的大屋檐下，她们都是被牵引的玩偶，所有的明争暗斗在男性大家长看来只不过是用以打发生活所观赏的无聊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