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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的破坏，统治阶级对中原传统文化和文人的刻意和恶意压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儒家文人是一种极大的压抑，但不能仅仅概括为文人的创作是对罪恶统治的不满和对黑暗社会的无情揭露。文人的身份，地位，文化修养和内涵的程度都会影响到他们认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对于李文尉来说，他的创作更多的不在于揭示性，而在于表达自身的无奈和在精神上宣泄的快感。社会对他的影响也只是潜移默化的侵蚀他对现实的认可度。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写过：“巨大的灾难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变成了悲痛的根源，但降临到别人头上却给我们最大的快感。”在《燕青博鱼》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么篇】罷波，我枉舍了火也似熱熱的一丹心，早沒了我鏡也似朗朗的雙明目，可著誰養贍我這七尺之軀。想弟兄每虎據了山東路，則撚了個不出力的燕青去。 这里概括了燕青壮汉遭弃的初端；【雁過南樓】我是一個混海龍摧鱗去甲，我是一隻爬山虎也囉奈削爪敲牙。往常時我習武藝學兵法，到如今半籌也不納，則我這拿云手怕不待尋覓那等瞎生涯。我能舞劍，偏不能疙蹅蹅敲象板；會輪槍，偏不會支楞楞撥琵琶，著甚度年華？这里却是李文尉不由自主的“寄托式”的哭诉。李文尉的《燕青博鱼》是面向市民阶层的，满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当无法同罪恶较量时他们更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宣泄和快感：第一折坏眼遭弃，讨饭街头的燕青和杨衙内当街起冲突，；第二折同乐院中博鱼输鱼，无钱的燕青后又遭杨衙内欺凌，新旧仇恨相加，燕青痛打了杨衙内。第三折王腊梅和杨衙内的幽会，燕青与燕和的捉奸却反被关押死牢；第四折英雄惩奸除恶，回归梁山。燕青人物的塑造在悲剧的冲突中得到体现，在逐渐加深和穿插其中的斗争与反抗故事情节给人们带来了足够的同情与快感！
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生活在明代，明代社会，经过元代所积累的商品财富，工商业和城市也更加繁荣发展起来。市民队伍的壮大也带来了新的读者群，文学的审美趣也发生了强烈的转变。王阳明学说，道家和禅宗思想的活跃让明代社会更加注重对个性，人欲的追求。这些对《水浒传》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此时，思想界风起云涌，一方面，明代政府面对元代遗留下来的松散，道德败坏，追求人欲的社会采取了强硬的高压政策；另一方面，长期的脱离儒家宗法礼制统治的社会群积极的创建新的思想理念，王阳明左派的兴起加上禅宗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元代的道教思想更加强了人们对张扬个性和个人主义的追求。明朝廷的思想强压与人民的潜意识的认可方向形成了强大的对立冲突，但面对黑暗政府的残暴统治，社会群体或多或少的选择了行为上的妥协，精神上的反抗也就造成了明代复杂多样的思想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