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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在传入中国之后，便被当为珍贵的药材，曾在中国的医药学上起到过积极的应用；而作为麻醉性的奢侈品，自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即开始对中国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因而嘉庆继位伊始，就对禁烟予以高度重视。“嘉庆元年（1796）年，皇帝颁旨，查禁鸦片从外洋输入，禁止国内种植罂粟”[ ]。到了道光皇帝时期，对于鸦片问题则形成了“严禁”与“弛禁”两种观点，后来皇帝采取了“严禁”，因而也就有了“虎门销烟”，直至后来的“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使得鸦片贸易合法化，更多的鸦片输入中国，导致国人身体素质不断下降，“使中华民族蒙羞了100多年的东亚病夫的耻辱”[ ]。随后清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禁烟政策，但大多效果不明显。然而1906年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却取得了较大成功，更为民国初年的禁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06年，清政府对于鸦片造成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害有了新的认识。它趁英国强行维持鸦片贸易政策有所松动之机，借助国际国内反毒品运动的高涨，自上而下地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禁烟运动。1906年9月，光绪发布禁烟上谕，提出“著定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和净尽”的目标，而且随后还颁布了一系列的禁烟章程。1907年中英双方还订立了十年禁烟协议，从而扫清了清政府禁烟的外部顾虑。总之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在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下，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获得了国际国内的一致好评。
辛亥革命后，各阶级都在忙于政治斗争，前清尚未解决的禁烟问题一度被淡化。不仅是前清政府的禁烟命令暂时无法推行，而且“由于鸦片价格奇贵，每箱涨至1300-1900两，为获取暴利，一些人乘社会秩序大乱，开始重新种植罂粟”[2]。
然而，禁烟拒毒毕竟是人民的事业，它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着政治形势的明朗化，势必重新引起各派政治力量的重视。此外，鸦片又是中国人被奴役的象征，任何爱国者都不会忘记其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沉重灾难和屈辱。“加之前清封建专制政权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生的政权如不切实禁烟，功败垂成，势必被目为民族罪人，腾笑全球，无以为国”[ ]，因而出于种种原因，南京临时政府开始了禁烟。
1912年3月2日，孙中山发表禁烟令说“：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沉溺通于贵贱，流衍遍于全国，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自满清末年，渐知其病，种植有禁，公膏有征，亦欲铲除旧污，自盖前蛊……尤望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亚东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 ]。孙中山发表的这段对于禁烟的经典性演讲，一直影响着后来中国的禁烟思想。
纵观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国际环境，之所以民国初期的禁烟能持续进行下去，原因有三：
1、清末中英签订的禁烟条约在民国建立以后依然生效。
按照规定，从1906年起，10年内英国逐年减少向中国出口鸦片，于1917年彻底杜绝向中国输出鸦片，并规定中国的鸦片生产应逐年减少。因此，自1906 年条约签订生效起，清政府的禁烟成效很显著。中华民国新政府为声誉，“履行中英禁烟条约，对于禁烟仍积极进行”[ ]。
2、国际社会对鸦片问题的重视。
1912年，英、美、法、德、中等十二国在荷兰海牙召开国际鸦片会议，通过了《海牙禁烟公约》，规定逐步禁绝鸦片吸食。同时，条约还声明帮助中国禁止鸦片进口、清除鸦片毒害。1913年和1914年，国际社会又两次在海牙召开禁烟会议，国际禁毒压力增大。1914年5月，民国政府批准了《国际禁烟公约》，声明于签订之日起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