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于王之春的研究主要是在关注他的洋务思想以及对于欧洲国家的观点上面,对于他的日本观虽然有所提及,但大多一带而过,并未对其日本观进行剖析。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内忧外患的局面使得清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纷纷睁眼看世界,寻找救国方略。邻邦日本就进入了晚清统治者的视野中,因而对于当时的人怎样看待日本的,是许多大家研究的热点,但是对于日本的认识,学者们大多将视角集中到了如李鸿章、黄遵宪、何如璋等晚清政局的上层官僚身上,对于像王之春这样的晚清社会的士人视野下的日本形象甚少有人关注。王之春担任过出使日本的使臣,根据他出使日本时的种种见闻创作了游记《谈瀛录》,本文即以王之春的作品《谈瀛录》为视点,从中剖析晚清的士人对于日本的认识。《谈瀛录》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化过程中的日本,也展现了一个晚清士人对日本的认识,对于近代中国人认识、了解日本有一定的意义,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王之春与《谈瀛录》
王之春,字爵棠,又作芍棠,号椒生,湖南清泉县(今衡南县)泉溪镇狮子坪人,清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一(1841年1月11日)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卒,具体时间不详,葬于本县之杨柳河黄屋善,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后裔。王夫之被称为“船山公”,因此后人称王之春为的“七世祖船山公”。
王之春虽然出身贫寒,但是积极参政,一身著作颇丰。弱冠从戎,前后作为曾国藩、李鸿章和彭玉麟的部下,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曾任山西巡抚、安徽巡抚、广西巡抚。一生喜著书,著作甚多,现留存的有《谈瀛录》三卷、《王大中丞椒生奏议》五卷、《使俄草》八卷、《椒生随笔》八卷、《椒生诗草》六卷等。
王之春出生于清王朝封建统治穷途末路时期,外族不断的入侵;他自幼饱读诗书,对于“圣贤六经之奥,国家治乎之原,民生根本之计,皆有‘所窥’”[1],因此在王之春的身上带有挽救民族危亡的忧虑感和责任感。他看到两次鸦片战争中,陈旧落后的清王朝屈辱的失败,和当时许多士人一样对于战争失败的缘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王之春提出了“彼此强弱情形一时不曾深悉,故内备不修,兵饟交困”,即认为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是中国对西方国情的了解甚少导致的,反映出王之春想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愿望,而日本是离中国最近的西化了的国家,这也成为王之春出使日本的原因之一。源.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王之春在担任江防统领时,就对日本侵华扩张的野心表示担忧。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王之春率军驻防于北塘海口和江苏镇江一带,心中万分悲愤交加有“兼中外费调停,失险先如户不扁。棘手多时夷性狡,填膺有憾海风腥。兵端已启防乘间,船政频修想发硎。一纸新闻传沪上,好音侧耳可常听”[2]之感叹。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直接威胁中国的东南沿海,但中国的统治阶层对于日本的动向并不是很了解,于是两江总督沈葆桢委派王之春赴日考察长崎、横滨等地,王之春熟悉了沿海一带的地理状况,“以日本之狡焉思启,檄委驰赴该部察其情形。于是寻鞭石之遗踪,访仙山之旧迹,借以新耳目而扩胸襟。就所经游,编为日记。至其国之风土人情,姑就所知一二琐记,统名之曰《谈瀛录》 。”[3]P561
《谈瀛录》共三卷,光绪六年(1880)上海文艺斋刻本,卷一、卷二为《东游日记》,卷三为《东洋琐记》,还有四卷本,则是将《东洋琐记》分为上下两卷,其中第三卷对日本的地理、户口、租税、兵制、官制、国债、物产、教育、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扼要的介绍。在书中综述清代的外交历史,绘制出列国地理的轮廓,其目的是使办洋务的人能懂洋务,不要让那些利已之徒用洋务作为作利已的借口。因此可知王之春此行是要去考查日本的地理、民风习俗等状况,同时密查日本的军情,并做日记即为《谈瀛录》,《谈瀛录》在中国是第一部介绍日本国情的著作。在此之前,虽然1854年有罗森的《日本日记》,1878年有何如璋的《使东述略》,然而《日本日记》仅发表于香港英华书院的1854年的中文月刊上,内地罕见。何如璋的《使东述略》是其出使日本的正式报告,在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直到1935年才有家印本。与《谈瀛录》同时的还有两本文献:一本是王韬的《扶桑游记》,另外一本是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扶桑游记》于光绪五、六年间刊印于日本,《日本杂事诗》虽然在光绪五年冬有刊印本,但是黄遵宪本人对此刊本并不满意,此后多有修订,直到光绪戊戌年间才有定本。而王之春将《谈瀛录》及时刊刻,并同时发行两个版本,知名学者王先谦说,“《谈瀛录》三卷,文瞻而事核……异日从事东方者,宜于是书有取焉。”[4]P6由此看出王之春此行关注的焦点也就集中在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社会风俗等方面,回国后,向清帝“上万言书,陈夷务,自请率锐师规复中山”[5]以期天朝进行改革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