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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发现敦煌石窟的时间不应为人所忽视。敦煌石窟是在1900年发现的，几年之后，大批文物开始外流。而这一时期，正是西方各国对中国侵略与压榨最甚的时候，也是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最激烈的关头。国力的贫弱、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政治制度的变迁使得当时的中国人——从官府到民间很难关注遥远的敦煌莫高窟保存的经卷文物——当然也很难有精力和能力对其进行保护。接下来激进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提出了要“全盘西化”的口号，莫高窟的命运可想而知。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我们国家就开始了主动或被动的现代化进程。敦煌莫高窟遭受的浩劫，从一方面来说是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无力保护自身文化财产的一种表现。从另一方面来说，限于当时的时代特征，在以“西方为是”的观念占据了主流意识的情况下，自身传统文化的价值不被重视或被忽视。由此观之，莫高窟的受冷落自有其时代原因。对于莫高窟经卷的大量外流，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扼腕叹息。但就当时的中国来说，能否有足够的条件理解和保护敦煌莫高窟辉煌灿烂的文化？对此，余秋雨是惶惑的，所以，他才感叹道：“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也许，从《道士塔》、从余秋雨的感慨里，我们会有这样一种认识：对于被动或是被迫步入现代化行列的中国来说，要想真正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如果说莫高窟文化遭受的冲击是剧烈而强硬的，那么中国“笔墨”文化消退则有一种脉脉的悲情。
余秋雨曾试图寻找中国文人的某些共同点，最后竟是在一支毛笔上寻得。在《笔墨祭》中写道，“中国传统文人有一个不存在例外的共同点，他们都操着一幅笔墨，写着一种世界上很独特的毛笔字。”毛笔，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早已形成了一杆笔一砚墨的毛笔文化。但是在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大转型中，“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毛笔文化，现在已经无可挽回的消逝了。”近代以来，毛笔文化输给了钢笔文化，这多少给中国文人带来了一些哀伤。在《笔墨祭》中即使有著名的翻译家林琴南拼命地文护毛笔文化，但是这种艰难的文护注定是要失败的。作为一种普通的大众化的书写工具——毛笔，它“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的特征败给了具有便捷性，能适应快节奏现代生活的钢笔。所以余秋雨说“从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同时余秋雨先生也指出，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力还需要在更广阔的的天地中展开。”我们的有些传统文化是在不断地消逝，同时也必须承认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有时我们不得不告别一些美。”就像我们当初告别刻刀与竹简，接纳毛笔与纸张的态度一样，要有一种开放与豁达的情怀！“任何民族在今天所拥有的文化，无论其优长还是劣短都是历史沉积和淘汰的结果，”[2]因此，对于毛笔文化的消退，我们应该持一种冷静从容的态度。毛笔文化消退了，但是代替毛笔文化的另一种新的文化也许会就此产生。
如果说作为书写工具的毛笔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已经不可避免的转化为一种书法艺术，那么作为最直接承载中国文化的书籍又是处于怎样的境地呢？《风雨天一阁》写的就是书籍——也即文化的传承问题。天一阁的创建者范钦是一个爱书护书精于藏书的人，可是范钦像所有的藏书家一样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自己死后，这些书籍怎样保护怎样传承。余秋雨在《风雨天一阁》中认为书籍以及藏书楼这种文化事业的传承是异常艰难的。即使有过一些藏书家，但没过几代，他们藏书的事业都因难以保护，易于流失而相继失败了。余秋雨分析道：一座藏书楼要长久完整地流传下来需要满足许多极为苛刻的条件。范钦临终前，将财产分割为两份，一份是一万两白银，一份是一座藏书楼。一万两白银可以当即享用，那座需要极为严苛的文护保存措施的藏书楼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范钦让子孙世代守护着这些书籍，不能变卖，不能让这些书籍散落。范钦的长子范大冲继承了这座藏书楼，并愿意拨出自己的田产作为藏书楼的保养费用。在之后，范氏子孙为了防止因子孙的繁衍而使藏书楼分裂，他们立下规定：除非各房一致同意开阁，否则不准登楼不准看书。不管时代怎样变迁，天一阁的藏书与规格竟然延续了几百年。范氏家族这种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使得天一阁“它不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这让人又想到另一个问题，如果将书籍束之高阁封存起来，藏书的意义又何在呢？这堆书就这样传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范氏家族的困惑，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困惑。然而中华文化内部产生的疑惑也将会由中华文化自己去消化解决。于是，黄宗羲登入天一阁阅书，一个又一个大学者也来了，最后连皇帝的圣旨也来了。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个家族性的藏书获得了国家最高层次的认可，实现了它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