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尚书‧尧典》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 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P106）

先秦儒家所言的“文学”，实包括文章、博学两类，就文辞的体裁来说，时人分为“诗”和“文”两类。孔子论诗，诗的意义比较近于文学。作为当时最发达的体裁，诗自然承担了文学的大部分功能，最早研究文学的学问往往被称作“诗学”、“诗论”，即以对文学中最早产生的诗歌这一题材的研究来统领整个文学的研究。先秦的个人诗歌创作并不发达，诸子所论之诗多指基本成集的《诗经》，对《诗经》的评论相当于其文学观点，也就也正如《论语》所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P202）《诗》承担了“下合物事、上显天道、中通人心”[3]（P60）的整个文学的任务。

到了两汉，文学的体裁有所丰富，由《诗经》一脉而来的四言诗,西汉四言诗在经学的影响下继承《雅》《颂》的传统，多为讽喻诗和祭祀诗，如韦孟的《讽谏诗》和《在邹诗》，《郊祀歌》《安世房中乐》等，“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4]（P66）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自汉武尊儒后，《诗》逐渐“经”化，“用史说《诗》、用礼说《诗》、用谶纬说《诗》、用美刺说《诗》、用稗文野说《诗》、用神话传说《诗》。”[5]（P33）《诗》不再承担整个文学的重任，而是“上显天道”，作为“为政”的工具。枚贾马扬追随楚辞传统赋体大量的创作，成为汉代文人表达志意、显示才情重要的文体，同时受四家诗的影响，汉赋的题材以宫室、台榭、田猎、祭祀、乐为主，承担了“下合物事、中通人心”的任务。清人章学诚也说“《汉志》分艺文为六略，每略各有总叙，论辨流别，义至详也。惟诗赋一略，区为五种，而每种之后更无叙论。”[6]（P115）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7]（P602）相和歌辞采于各地，是歌诗，依乐而唱，同《国风》一样，汉乐府继承《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语言上由杂言趋向于五言。直到《古诗十九首》高水准的文人五言诗出现，五言诗开始脱离乐曲，独立创作，并抒发个人情感。五言诗的兴起，既是由于赋体本身润色鸿业、堆砌辞藻而造成的铺陈夸张、篇幅冗长以及个人情感、志向难以申发而使文人转向一种新兴的文体，另一方面也是四言诗向五言诗过渡的必然趋势。“四言不能不变而五言,古风不能不变而近体,势也,亦时也。”诗再次成为抒情言志的主要文体，与此同时，“各体互兴,分镳并驱。”[8]（P2）

    从汉末到魏晋，诗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开始专指五言诗。五言诗在大量创作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审美风格，《文心雕龙》言：“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4]（P67）。在实践中不仅区分了五言诗与四言诗，也区分了诗与其他文学体裁，“诗缘情”就是在这种文体分化的过程中产生的。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9]（P60）

——《典论·论文》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9]（P67）——《文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