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文的描述分析可以看出，阿加莎打破了传统侦探英武阳刚冷酷无情这一固定人物模式，与柯南道尔笔下一再强调冷血无情的“计算机”福尔摩斯相比，波洛显得更加富有人情，尽管阿加莎是看着福尔摩斯小说长大的，但是，她在自传中表明“我笔下的侦探一定得与福尔摩斯不同，我要自己塑造一个人物形象。”[1]她把这种理念贯穿于小说之中，即对其塑造的侦探形象进行柔和处理，使得波洛这一人物形象不仅具有机智果敢的男性特征，也带有温柔细腻的女性特征。这种“不善武力，温和平凡，破案基本靠直觉和对人性的洞察，所体现的正是阿加莎朴素的女性意识。”[2]

  其笔下还塑造了另一个鲜明侦探角色——马普尔小姐，这位70多岁的乡村侦探是她众多作品中很重要的一个侦探形象，也是为数不多的女侦探之一。与波洛不同的是，她破解案件一般通过闲聊与观察的方式，在与别人细致的交谈之中找出嫌疑人语言中的漏洞与破绽，找寻蛛丝马迹，同时运用脑海中存贮的各种犯罪档案，加以分析整合最终推理出杀人凶手。以《藏书室的女尸之谜》为例，其中她就用自己细腻的女性智慧破解了这一个复杂的案件。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她通过了解死者的生活环境，工作性质以及从其朋友口中所得到的基本信息，在推理分析中不断发现疑点，最后由一个女学生的被害为这个案件带来了突破口，从而最终得到真相——图书室中的女性并不是玛丽，而是化妆后的无辜学生。这个换尸案件错综复杂，但马普尔小姐细致的观察力与敏锐的洞察力给案子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她的破案方式的反传统的，她运用了女性特有的直觉和感性，通过对人性的分析使案件进展的更快。比如在这起案件中，玛丽表姐虽然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据，但是“太完美的不在场的证据反而不自然”[3]（p93）凭借着这一怀疑，马普尔小姐找出了玛丽表姐与遗产赠与者的儿子的存在着暧昧关系。而且在第一次的观察中，根据玛丽表姐的反应，她产生了“她没那么的悲痛，那是她亲表妹。”[3]（p46）的直观感受，后来在案件一步一步的审查谈话中，她又敏锐地发现了隐藏在案件背后的动机：女性对于金钱与婚姻的渴求。马普尔小姐运用女性天生的敏感与直觉作为推动破案的重要动力，这点是其他侦探小说中男性侦探角色所不具有的特点。　

  除了这两位正面的侦探形象，还值得一提的是，阿加莎的女性意识还体现在她刻画的一系列女性罪犯形象中。在传统侦探小说中，男性犯罪者往往头脑清晰、手段高明、颇具智慧，而女性犯罪则大多是因为感情而一时冲动，是无理智的粗糙的。但在以《无人生还》、《尼罗河上的惨案》为代表的阿加莎侦探小说中，女性罪犯与男性罪犯一样，有热切追求权利金钱的欲望，甚至更加工于心计冷酷残忍。

  结合上文的论述,波洛和马普尔小姐的身上更多的是带了一些感性色彩,他们身份平凡，并不采用武力解决问题,办案手法温和，极富人情儿，靠敏锐的直觉与对人性的洞察破案。而女性罪犯形象则具有了与男性等同的犯罪能力，这都能够体现出阿加莎朴素的女性主义思想。阿加莎侦探小说的思想内涵不仅体现于此，还体现在她对小说中罪犯们人性的深层挖掘上。

（二）阿加莎侦探小说对于人性的深度剖析

  她的侦探小说受弗洛伊德心理学影响颇深，不仅遵循了“犯案——调查——查出凶手”这一惯有模式，还把人性深处的善恶美丑与变幻莫测的人情世故揉入小说之中，将她的侦探小说的艺术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她利用侦探小说这一特殊载体，将小说中一个个人物的犯罪动机，犯罪心理及其语言行为展现到读者面前，一步步解读剖析，挖掘人性的深刻内涵与不可捉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