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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小说《红高粱》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作品讲述的是“土匪抗日”的传奇故事。在讲述“我爷爷”余占鳌这些土匪们的故事时，叙述者虽然一再强调他们的土匪身份以及杀人越货的行径，但是不像《长夜》中那样，经常不惜大笔墨写土匪们烧杀抢掳的洗劫村庄的过程，而是很少透漏他们犯罪的“细节”，即使详细叙述的“我爷爷”杀劫匪、杀死单扁郎父子夺其家产的过程，也是因为他们自己有错在先，似乎我爷爷这样对待他们恰是惩恶扬善的英雄之举。作者以“我”的叙述和“我父亲”、“我奶奶”的回忆，力图在读者心中将“我爷爷”塑造成一个“英雄土匪”，对他的“匪性”则淡化处理了，不得不说，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的，但是，相比《长夜》，土匪的真实性就大大减弱了，因此也造成了对土匪原貌的遮蔽。
无论是《林海雪原》中邪恶的土匪，还是《红高粱》中的具有民族正义情感的土匪，都不能反映出土匪的真实面貌，作者在写作时对叙述视角的选择无疑会直接影响到作品中人物的具体形象。因此，造成《长夜》中土匪形象独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重叙述视角的选择。在“少年的我”眼中，土匪们有凶残、低俗、暴戾的一面，也有勇敢、仗义、善良的一面，这是少年时的“我”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对他们的真切感受，是一个十四岁少年的心灵体验；“成年的我”站在“少年的我”身后，客观讲述了因“过去的我”的视角的局限所不可能知道的土匪生活全貌，弥补了“少年的我”叙事的局限性。两个“我”交替协作，使作者最终能“忠实于现实主义”、“反映生活原貌”，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了那一群血肉丰满的真实的土匪。
第二点原因是作者创作理念的差异。《林海雪原》创作于十七年革命文学洪流中，作者曲波响应时代号召，为了迎合的政策，宣传英雄事迹，教育大众人民，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所创作的英雄剿匪小说，自然也只能写土匪的邪恶一面；《红高粱》则是站在文化的角度，在八十年代中期，作者莫言为了颠覆传统文化中对土匪的固有认识，以非理性的叙述，超越现实主义，通过“我”的叙述，塑造了“我爷爷”这个土匪“英雄”；相比上述两部作品，《长夜》与他们的创作理念均不相同，姚雪垠是站在“人性”的层面上创作土匪的。因为他在写作中忠实于现实主义，他想要反映出土匪的原貌，由于土匪作为人不会只有单纯的“匪性”，所以在塑造土匪时，他注重挖掘他们的复杂的“人性”特征，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土匪形象的确与上述两部作品中的土匪不同，这些土匪身上聚集了“匪性”与“人性”双重特征，是具有特殊价值的艺术典型。
结语
本篇文章重在探讨《长夜》中土匪形象的独特性，因为真实的、充满“人气”的、“人性”与“匪性”相互交织的土匪形象无疑是作品中的一大亮点，是作品永葆生机的法宝。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洗礼，《长夜》因为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而始终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并且，近年来学术界对《长夜》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有更多的人愿意了解它，投入到对它的研究当中，《长夜》将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文学意义和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