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论文所研究的现代女性是指在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涵盖北京、广州、汉口等都市生活圈，受西方现代文明思潮影响具有新思想的女性群体（主要是在校女生和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她们崇尚西方文明，从外在妆容打扮到内在修养与思想追求都以西方杰出女性为典范，敢于突破传统社会对其形象和地位的界定，走出深闺，走进学堂接受教育，进而步入职场、融入社会，并以时尚、健康、自信等崭新面貌积极参与社交甚至政治活动，能够选择独立自主的生活空间。

三、《玲珑》杂志建构的现代女性形象

   《玲珑》杂志是20世纪30年代推介时尚与现代女性形象的主流刊物，拥有大量的读者群。它所建构的现代女性形象，对当时女性的生活、女性的意识以及女性的思想观念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那个年代时尚商业刊物的典型面貌，具有自身特定的时代价值。

（一）虽被压迫却勇于追求幸福的现代女性形象

家庭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是女性生活的重要依托，也是贯穿《玲珑》这一媒体公共空间关注女性的重要议题。现代都市女性的家庭生活不仅包括婚后夫妻关系、子女孕育、家庭陈设等，也包括进入婚前恋爱、择偶等过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婚恋观念，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也仍然普遍施行。与此同时，西方独身主义也开始传入中国，并被许多知识女性所接受，她们认为独身是女性觉醒的一部分，是女权增长的结果。在独身主义和父母之命相互并存的年代，以“增加妇女优美生活”为目标的《玲珑》杂志，在对待婚姻问题的态度上，既不倡导父母包办，也不支持女性独身主义，它所倡导的是男女当事人在自由平等自愿基础上的相互结合，“婚姻是基于两性间的互相了解，未得当事人的同意是不能成立的”。论文网

理想纵然美好，但是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现实生活中，许多女性仍然失去独立自主决定伴侣的权力。何楠通过对《玲珑》杂志的“玲珑信箱”栏目的研究发现，“1931-1937年的读者来信的489个问题当中，涉及婚姻包办有50件，占所有问题的10%”[28]。“妇女栏目”与“玲珑信箱”的责任编辑陈珍玲女士是《玲珑》杂志唯一的女性编辑，她利用杂志向读者公开征文，“本刊是你们唯一的喉舌，最好的园地，请姊妹们将心中的积郁、烦闷、苦衷或是受男子欺骗的事实寄来，可以借本刊发泄一下”[29]。在杂志编辑部的议题框架设定下，女性读者纷纷投稿，抒发内心的苦闷委屈与不满。如杏子女士在《嫖堂子包私娼，丈夫对我极端冷淡》中描述跟丈夫结婚五年，丈夫在外嫖堂包娼，回到家后却对自己冷淡的婚后生活。文中多次使用“忍受”“暗自哭泣”“痛苦悲伤”“哭碎了心肝”“抑郁而死”等词为自己建构了一个悲伤可怜的女性受害者形象，同时用“嫖堂包娼”“抹牌、逛窑”“衣冠禽兽”等词为丈夫建构了一个放荡不羁且不负责任的婚后男子形象。[30]又如《嫁给横暴的丈夫》描述19岁的柳女士在婚后常遭丈夫暴打的故事。“拳打脚踢，没有一丝爱护的心”以致柳女士日渐消瘦、精神萎顿。因为对丈夫的畏惧和传统礼教束缚，柳女士不敢向他人哭诉，直到家人逼问，才让她道出了事实真相。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篇由男性读者执笔的文章，面对同性的残暴行为，他并没有为其辩护，而是毫不客气地揭露，表达了对残暴男性义愤填膺的指责与对女性受害者的同情。[31]在编辑部“维护女性，讨伐男性”的议题设置与框架下，《玲珑》杂志成为女性公然控诉男性的公共空间，编辑者和执笔者群体共同建构了女性单纯、柔弱、被骗、被打等受害者形象，并为男性贴上了好色、虚伪、残暴等标签，男性强势与女性柔弱的强烈对比反映了女性在婚姻生活中不平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