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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股利理论始于Miller与Modigliani提出的股利无关论。MM[1] (1961)认为在完全市场条件下，股利不会对公司的股票价格或其资金成本产生任何影响，公司的股票价格完全由其投资决策所产生的获利能力所决定，而非决定于公司的盈余分配方式，因而单就股利政策而言既无所谓最佳，亦无所谓最次。而股利相关论的代表Lintner[2] (1962)则认为，投资者一般都厌恶风险，由保险盈余再投资而来的资本利得的不确定性要高于股利支付的不确定性，故投资者将票号股利而非资本利得，正所谓“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故此理论又被戏称为“一鸟在手论”。Litzenberger[3] (1979)等人发展的税差学派，根据美国的税制，进一步研究论证了股利政策的变化通过对所得税的影响，从而影响公司的价值。如果投资者的边际税率高于长期资本利得税率，情况则会相反，这时投资者宁愿公司少支付股利而将较多的盈余用作再投资，他们为了获得较高的预期资本利得，愿意接受较低的股票报酬率。股利的代理成本理论始于Jensen和Meckling[4]的代理成本说。Jensen和Meckling认为，公司的股利政策体现了企业与外部股东、债权人及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对于企业来说，既要通过恰当的收益留存，增加积累，满足其扩大再生产需要，又要根据投资者的股利偏好，进行收益分配。为此，企业要在这两种分配政策上进行选择：或者先满足股利分配，再以外部融资满足扩大再生产的资金要求，再支付股利甚至不支付股利。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成本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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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类似研究中，经过验证的会对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制定股利分配政策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Julie Ann Elston[5] (1996)在一项关于美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Dividend Policy and Invest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US Panel Data”中，检验了股利分配政策与流动性约束、公司投资机会之间的关系，结果证实这种联系在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上很有可能的，当公司现金状况不佳或者投资机会较多时，通常会考虑停止或削减股利分配。Michael与Anjan[6] (1990)研究发展了股利政策选择与投资者偏好理论，尽管资本利得具有税收优惠，但是实证结果表明大多数个人投资者还是希望少发放现金股利，保留未来潜在的增长机会，或者通过资本市场回购实现大额回报。Sudipto[7](1979)在研究中作出外部投资者关于公司盈利状况具有不充分信息、现金股利税负高于资本利得的假设，检验了股利函数的若干相关因素，结论显示股利函数受到预期现金流量的显著影响。9905
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对股利政策的研究始于90年代，从研究思路上讲，侧重于运用国外的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进行研究。刘星[10]（1996）对部分上市公司的问卷调查表明，在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众多因素中，当期盈利水平、股东对股利政策分配的请求、可动用的现金、保持股利稳定和满足投资需求等因素位居前列。陈晓、陈小悦和倪凡[13]（1998）在信号传递理论背景下研究了1996年以前上市公司的首次红利分配政策，发现与纯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相比，现金股利不受市场欢迎。李常青[9]（1999）证实，股价与股东支付水平的变化呈正相关，因而股利政策传递信号，但信号内容为当期的盈利水平，而非未来盈利。吕长江和王克敏[12]（1999）运用林特模型检验了在1998年影响中国上市公司股价表现的红利政策因素，他们发现国有股及法人股控股比例越大的公司，支付的股利越低；公司规模越大、股东权益比例和流动性越高，股利支付水平就越高。魏刚[8]（2000）证实，股利政策传递企业持久盈利的信息。王信[11]（2002）应用代理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作出了系统分析，得出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制约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支付行为的关键因素。段亚林建立了一个模型，表明当公司存在控制性大股东，且存在于对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不完善的环境中，大股东能通过关联交易等手段掠夺上市公司利润，并论证了对小股东法律保护的有效程度与大股东侵占效应的负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