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先器识而后文艺”文艺观的发展历程

2.2.1  “先识后艺”的思想渊源

关于李叔同“先器识而后文艺”思想的由来，据《李叔同年谱》记载是出自李叔同在天津考学时所作的一篇名叫《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一文所提。但是关于“先器识而后文艺”真正的出处，应该是出自于《旧唐书 文苑上》卷一百九十，其记载如下：“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2]。

2.2.2  儒家文化影响下“艺”“识”的表现

1898年，李叔同听从母亲的意见离开故乡天津远赴上海，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上海生活。上海作为19世纪末在思想上最为开放，也较为活跃的城市之一，也的确有足够的理由吸引一直求新求变的李叔同的注意。在远赴上海求学之前，李叔同有过两次失败的科举考试。对于像李叔同这样从小接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而言，科举的不如意也就预示着李叔同的人生轨迹终会与那些贵族子弟不一样，所以当思想的认知结构发生转变时，也就成为他远赴上海求学的原因之一了。

2.2.3  南洋公学时“新学”的影响

1901年秋，李叔同进入南洋公学（现在的上海交大的前身）学习，南洋公学是一所有着浓厚的西方文化背景的学校，当时的考核采用的是中学西体的办学特点。这一学习环境的变更，一方面说明李叔同的生活圈子进一步的扩大，另一方面也证实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在他身上就显得越来越明显。

蔡元培作为南洋公学特班聘请的教授，他希望的是智慧救国，他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来自选科目，自己读书，写读书笔记，再送给他批阅后返还。渐渐的南洋公学特班的学生就成了阅读新书，传播新书，传播新思想的带头者。可以看的出，蔡元培的严谨的教学态度，对学生世界观的培养，在李叔同以后的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2.2.4  李叔同留学时期的音乐艺术活动文献综述

1905年4月，母亲去世对李叔同的打击非常的大，从李叔同离开故乡远赴上海求学这一行为来看，他对传统孝道的理解来自于他和母亲之间的深厚感情，而并不是传统的“君臣父子”。李叔同说他生平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在搬离天津以后，彻底摆脱了儒家传统文化家庭的思想束缚，从而充分享受到了求学的乐趣。母亲的去世使李叔同觉得幸福的日子已经过去，他随后改名李哀，从而决定去日本留学。

2.3  “先器识而后文艺”文艺观的形成与实践

“教育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倡导的是音乐教育的工作者在从事教育实践的过程中。首先，把音乐教育思想作为实践的基础，在实践中把理论研究和实践相结合，从而达到音乐教育的内容、形式、理念的三方统一”[3]。

在1912年——1918年这几年时间里，是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形成和实践的关键时期。在这段时期的历史上，时局动荡，中国正遭受着侵虐，但这段时期正是我国音乐事业刚刚起步的阶段，在人们普遍都不重视的音乐教育事业以及音乐教师极其缺乏的情况下，李叔同毅然决然的选择教授音乐。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李叔同对中国音乐史上做出了又一贡献就是对于学堂乐歌的创作，体现了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学堂乐歌是他在音乐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创作的乐歌朗朗上口，富有哲理，适合传唱，很适合当时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的口，因此在当时的音乐教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作为一名音乐老师上，李叔同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他的这种人格魅力就体现在对于学生无私的爱以及谦和有礼的态度。因为这种无私的爱所具有的强大感染力，使得学生们在学习“艺”的同时也学习到了“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