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郑孝胥对碑的继承

由于郑孝胥极力抵制“馆阁体”，所以他也卑视晋唐格辙。可以说南北朝的书法，楷、隶、行草无论是凝重还是飘逸都已达到极致，而到晋唐以后，书家大都拾其遗绪，从结构入手，乞求达到完美，诸如唐人下笔，应规入矩，况且无论字之大小、长短、肥瘦本应随其自然之态，岂能如一，晋唐书法已距南北朝之远可见矣。钟、王书法，下笔自然，毫无做作之气，其所取法皆自汉魏，风格古朴、意态潇洒，而唐以后，世人大都跟随钟、王，早已忘本，故只能取其形而不能得其神韵。这其中的原因，无疑是唐人以书取仕，而不允许个性的发挥。郑孝胥极力抵制“馆阁体”而提倡碑学，其实与当时的时代紧密相连。在清末，书家大力提倡碑学而抵制帖学。包世臣曰“书至唐季，非诡异即软媚，软媚如乡愿，诡异如素隐。”[9]包氏的书法理论成就影响至整个清末，他认为唐宋以后书法衰微，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笔法不传。故包氏提出“欲见古人面目，断不可舍断碑而求汇帖” [10]可见包氏对于碑刻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