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新闻自由做出很大贡献的是18、19世纪的精神领袖托马斯.杰弗逊。他认为，政府要给人民一定的言论自由，而且还要给与他们法律的保障。他觉得新闻自由比言论自由影响更大，新闻自由可以把大众的意见传播给有些无法直接表达自己意见的人，是防止野心家的最好办法。他在一篇报道上发表我们自由权利的保证，这种自由不能限制也不能丧失。
最后，对现代新闻自由理论做出成果的是密尔的“讨论发现真理论”。密尔坚决反对剥夺任何人发表意见的权利，但同时他也给自由规定了界限。密尔提出了新闻自由的道德原则比古典的新闻自由更完善、更符合新闻的发展趋向。他提出“防止似是而非的论证、对事实或依据的压制、或者错误的表述反对意见；防止谩骂、讽刺、人身攻击等；每个人不论他的意见如何，只要他能客观的说出他反对的意见，以及掩藏能够伤害他们的东西，也能客观的对待他们所拥护的东西，那就给以他们应得的尊敬。”
（二）西方新闻自由主义理论对中国从业者的影响
西方新闻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此期间，西方新闻自由主义理论对中国从业者的影响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但是，由于中国当时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的制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科技、文化、思想才开始真正进入中国。当时西方的新闻自由在深入民心的同时，在新闻业也出现了滥用新闻自由的现象。
我国第一批报人是外国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出版的报刊上陆续发表对新闻的论述，并对其办报进行合法的论述。由于受到这种先进的自由主义思想，19世纪70年代，一批有改良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办报，代表性人物有王韬、郑观应、梁启超等，尤其是梁启超，他把报纸比喻成“耳目喉舌”，他鼓励和提倡创办报刊，更鼓励更多的人们阅读报刊。另外，由于深受美国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影响，在抗战时期，我们一批先进的留学生大力呼吁新闻自由，自己主持燕京大学新闻系，为了国家的利益，大力宣传、动员民众抵御日寇、同时认为政府也应该控制新闻，避免报纸刊登不利于抗战的消息。徐宝璜在对西方报业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把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转化为适应当时中国发展进程的新闻学思想，并应用于新闻教育中。他认为，作为一个新闻人的前提首先这个人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另外，民初记者黄远生也是受西方新闻自由主义影响的人，他主张法制下的新闻自由。他认为的出版、言论和新闻自由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的所谓的“绝对新闻自由”。这一观点在今天来看，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像徐宝璜和黄远生这样对西方新闻自由学习和运用其精华的中国近代新闻从业者还有很多，他们的新闻思想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9世纪初，言论出版自由就被一些外国留学知识分子引入到了中国，但当时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理解新闻自由主义的内涵。在近代新闻史上，一方面存在缺乏言论自由，但同时出现了绝对主义的言论自由。尤其是革命办的报纸在言论自由泛滥方面尤其突出。武昌起义发生后创办的《大汉报》，从创刊第一天就杜撰《孙大总统告同胞书》的假新闻。《中华民国公报》大量杜撰了所谓某省独立、某省响应、某部即将来援的新闻。可见，不仅仅是普通的百姓们，连当时有名的报纸也刊登如此滥用新闻自由的文章，而且连政府机关的报纸也如此。这样看来，当时绝对新闻自由有多泛滥。
另外，在民国初期，绝对新闻自由对当时中国新闻界也造成了一次不小的影响。“暂行报律”风波，是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制定的《暂行报律》三章。内容为：“（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井坐以应得之罪。（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时，得酌量科罚。” 然而这一规定一公布，中国报界俱进会立马表示强烈的反对。此外，当时的各大报纸也都登报表示强烈反对该报律。在舆论界的强烈反对下 中国近代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伦理观+文献综述(4):http://www.youerw.com/xinwen/lunwen_34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