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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洋务运动启动中国现代化航程之后，现代化的合法性问题便让位于合理性问题。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现代化讨论的主题是中国的现代化模式问题。这一问题始终围绕着“中化”“西化”的争论，有学者将此称之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拂之不去的悖论”（俞可平）。在这些争论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诸如“全盘西化论”、“充分西化论”、“中国本位论”、“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中西互补论”、“中国特色论”等形形色色的理论。西化论者如胡适、陈序经、林语堂等，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个全面向西方国家学习和接近的过程，不仅要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同时要引进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如果是只引进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却死守自己的固有传统文明，那是根本行不通的。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彻底守旧，绝无调和可言。而所谓的“中西调和”，在他们看来就好比是说“中国必须改变但又绝不能改变” [2]p。362，以这样的态度搞现代化是绝不能成功的。中化论者如张申府、梁漱溟、张东荪等，他们则共同主张中国现代化必须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结合起来，在保存传统的同时吸取西方的优秀文明，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和科技，最终是为了强国之本，即巩固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中国梦的本质是指什么
在十月之前，人类对于现代化的认识限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而十月的炮声警示世人：现代化的道路还有其他选择。“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重觅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时代结论。而在看来，这一道路必须处理好“俄式”与“中国国情”之间的辩证关系，自觉意识到“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3]p。534。为中国人民探寻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新民主主义。当新民主主义完成反帝反封的任务时，它在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的同时，也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道路。一般认为，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获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但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以为代表的中国党人担负起了这一历史重任，并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河。富强与平等构成所制定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中的两大主题，然而，在围绕这两大主题所进行的现代化实践中，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一方面中国的富强有赖于工业化；另一方面，以计划体制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其理性化和官僚化趋势与主义理想是背道而驰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局，不断进行着各种实验，但是，因为他“舍技术现代性而寻求人类解放的‘不断’，最终落入了反现代性的乌托邦主义的陷阱。”[4]p。249虽然“文化大”带来的创伤至今让过来人心有余悸，但有一点却难以否认，那就是时代的文化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和观念变化，仍然是当今中国构想现代性时的核心文化资源。时代为中华民族所建构的传统文化，代表着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主义方向，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源泉。这一传统在理念上体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构想。即便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传统中的社会主义理想仍然是中国现代性构想中的核心成分。
综前所述，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猛烈冲击之下，暴露出其缺陷与弱点，儒家价值系统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渐渐丧失了其吸引力。中国传统的信仰系统已然松散，但西方的信仰系统也未能在中国人心中生根，中国人遭遇到“价值的困窘”，摇摆于“古今”、“中西”之间。因此，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中，“中国过渡人所感到最焦烦的是找不到‘真我’，最迷惑的是寻不到‘认同’的对象；他们最大的努力是追求一种‘综合’，即企图把中国的与西方的两个价值系统中最好的成分，融化为一种‘运作的、功能的综合’” [1]p。79。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时，一种新的理想的文化变成了把中西文化之优点综合在一起的演算公式。“在根本上，抱持这一观点的人，在性质上是情绪的，因此所发的言论常真诚感人；在认同的对象上，可能自觉地是理想文化或世界文化，但不自觉地却是‘乌托邦文化’。他们的最大错误在把文化的繁复性与有机性否定了，通过个人的形上的思考，不自觉地将一切理想的文化质素都纳入到一个自设的‘公式’中去。”[1]p。140倘若这一综合难以凑效，其反应不外两种：“一种是出于种族中心主义的作祟，感情地拒绝西方的价值，退归到‘传统的孤立’中去；另一种是摆脱种族中心主义的羁勒，理性地、痛苦地放弃部分腐蚀了的传统的价值。”[1]p。111很显然，两种反应对于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中国而言，传统文化只有在选择的变迁完成现代文化的转型，才能加速现代化的发展，并在参与世界潮流中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