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体经济方面,随着全球经济进入长期停滞状态,经济发展面临持续的增长压力。人口增速放缓和老龄化加剧使得传统经济全球化模式遭遇极限约束,宏观政策和国际协调的有效性下降。通过“一带一路”带动“全球化”深化,可以为外循环和重整产业链扩展市场空间。一方面,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巨大,能够有效扩大全球总需求。另一方面,沿线国家,特别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外交通网络建设可以有效地扩大全球市场规模,提升经济全球化深度。通过建立双边或者多边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为共同为各国企业搭建合作平台、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全球经济共同复苏。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什么的方针
在金融开放方面,应该积极利用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巩固和强化我国在全球金融市场和支付体系中的地位。由于我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初级产品进口国,可以利用在该市场的独特地位与初级产品出口国之间建立广泛的人民币结算体系。截止到2020年初我国已经实现了石油、铁矿石、天然橡胶等大宗商品的人民币结算,并且与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30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的人民币结算协议。
更重要的是,人民币支付体系可以为双循环创造良好的基础。从经济效率角度看,单一跨境支付体系和单一国际货币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但是这一结论仅仅适用于无摩擦的理想世界。当SWIFT越来越频繁的成为美国制裁别国的工具,建立新的跨境支付体系就具有了潜在现实的意义。人民币支付体系(包括独立的跨境支付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是我国实现经济安全性的重要前提。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以及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允许人民币石油期货交易资金可用于购买黄金以及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人民币资产金额限制等改革,人民币资产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吸引力将进一步扩大。这些都将有利于在长期内提升我国和全球经济抗击外生冲击的能力,为更好地实现双循环创造外部条件。一、“双循环”是顺应全球增长模式周期改变大势的战略抉择。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什么的方针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得益于成功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通过20世纪90年代参与国际大循环(两头在外)的模式有效发挥了中国经济中的成本优势,使得中国制造名誉天下,制造业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但从历史的长视角来看,任何一种增长模式都存在周期性的起伏和增长动能边际递减的趋势。
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使得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出口增速远高于世界出口增速,出口成为拉动这些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次贷危机之后,2010-2018年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出口增速是20世纪60年代出口导向型战略实施以来历史上的最低的,虽然出口导向经济体出口增长率与全球出口增长率之比仍有1。93倍,但与1980年-1989年的高峰相比,下降了近1/4(图1)。基本原因是给定国际市场存量和增量的条件下,大量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生产能力超过了全球市场的消费能力,这引发了全球不平衡带来的一系列风险问题,如贸易摩擦、汇率摩擦和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问题等。因此,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进入了明显的递减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