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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出口导向经济体出口增长率与全球出口增长率之比
注: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划分及测算方法,参见王晋斌、厉妍彤(2019)“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终结了吗?”,工作论文。
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成功的历史案例来看,成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都是依靠制造业出口来实现的。因为只有制造业最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和通过技术“干中学”获取的知识扩散效应,从而通过不断的取得技术进步和控制成本来获取持久性的、非周期性的竞争优势,这与初级产品出口主要靠经济周期的需求获取竞争优势完全不同。制造业的产业链长,既可以在不同环节形成专业化的生产,也可以整体上形成规模效应,其对经济的扩散效应远超传统的初级产品行业。但制造业的需求对经济周期更为敏感,制造业大多与耐用品相关,在经济增长乏力,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人们首先会减少耐用品的消费,耐用品的收入弹性比较大。正是由于制造业的生产和需求对经济周期存在不同的敏感性,会引发周期性的剧烈变化。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但全球生产竞争能力依然保持强劲,导致制造业整体产能过剩,进一步引发了制造业成为全球贸易争端的焦点。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什么的方针
次贷危机后,在全球经济增长进入“大停滞”时期,全球贸易进入“大平庸”时期,全球发展模式本身要求做出内生的调整。换言之,全球增长模式出现了周期性的变化,依靠制造业出口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大的出口导向经济体已经出现了顺应这种全球增长模式周期性变化的改变。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来看,1984年开始中国对加工贸易实行优惠进口政策,对其进口的投入品减免关税和增值税等措施来促进出口;从1992年开始,中国大幅度降低关税,尤其是中间品的进口关税,对生产出口品的带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的进口(尤其是FDI所需要的进口品)实施关税免除等激励措施。这些措施在1994年之后使得制造业的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995年开始中国逐步形成了以工业制造业进出口为主导,并附之以初次产品进口的国际分工贸易模式,开始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从1996年以来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经历了明显的变化。1998-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09年次贷危机都对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产生了冲击。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经历了2005-2007年出口促增长的“黄金期”,这三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拉动均值接近1。4个百分点。次贷危机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黄金期”(图2)。如果以次贷危机为节点,1996-2008年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年均拉动约为0。51个百分点,而2009-2019年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年均拉动约为-0。51个百分点。2009-2019年的11年间,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为负值的有7年,而1996-2008年的13年中,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为负值的只有4年。因此,当全球经济增长进入“大停滞”和全球贸易进入“大平庸”时期后,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相应的下降了。第一、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新论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什么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