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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科会试的考官也是提前任命的，不过这次没有再任用孙家鼐等人，而是换了一班新人马。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初六，清政府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裕德为会试正考官，吏部尚书张百熙、都察院左都御史陆润庠、户部右侍郎戴鸿慈为副考官。任命的时间与上述癸卯科相比仅晚五天。
在这里我还想进一步说明，即不仅中国科举制度史上的最后两次会试都是在开封举行的，而且清廷所在地的顺天府的最后两次乡试，也都是在开封举行的。一次在光绪二十八年，一次在光绪二十九年。科举制度的利弊
前面曾谈到，根据清朝政府的规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也就是说，在每科会试的前一年，各直省都要举行乡试，以选拔参加会试的人才。具体到清朝光绪末年来说，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是庚子年，本该举行乡试。但如前述，在这年的七月间，侵华的八国联军已经攻入了北京城，乡试未能举行。因此，清政府决定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补行庚子乡试。但北京贡院已毁于战火，所以清政府决定顺天乡试也权移河南贡院举行。按照规定，乡试的日期是在八月。但到时顺天要举行乡试，河南也要举行乡试，而河南贡院的号房有限，势难同时并举。于是清廷决定河南乡试给顺天让路，即顺天乡试正期于八月间举行，而河南乡试则展期到十月举行。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是癸卯年，亦为乡试之年。在这一年中，河南贡院最为忙碌。前面已谈到，辛丑科会试要于这年三月在河南贡院补行。而八月和十月，又要迎来顺天和河南的乡试。一个贡院，一年三试，这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恐怕是仅有的。
因为要推行学校教育，清朝政府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宣布，自丙午年（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为始，停止乡试、会试。这样，在中国封建社会推行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就寿终正寝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封建科举制度行将就木之际，河南贡院扮演了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在清光绪二十八至三十年间（公元1902年至1904年），短短的三年之中，在河南贡院就集中上演了四次乡试，两次会试。一时间，河南贡院成为中国科举制度表演的精采舞台，同时也使我们校园这片土地成为中国科举制度的终结地。科举制度的利弊
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范进中举”故事，可谓妇孺皆知。作者通过对范进及其丈人胡屠户前后言行变化的描绘刻画，无情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科举之弊。直到现在我们谈论科举制度，还常常会拿这个故事作为反面典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科举这项制度延续千年，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影响深远。
科举制确立于隋唐时期（隋朝短命而亡，因此这项制度的发展主要都是在唐代），它以“投牒自进”为主要特征，打破了中古门阀社会以门第出身而论的特权局面，寒门士子也充分享受到了“学而优则仕”的上升机会。
隋唐时期的科举，科目众多，主要分常科和制科两类。常科是常年按照制度举行的科目，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术业专攻各个不同。其中以进士科地位最高，因而逐渐成为国家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于是，“进士及第”变成许多年轻士人的奋斗目标，孟郊《登科后》中的名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便直白而生动地写出了自己金榜题名之后的快意心情。至于制科，则是皇帝临时下制诏举行的科目，往往具有随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