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传播毕竟有限，最近有学者提出南社当中小说居于“边缘”地位，这方面如本文要说的，正是在民初南社走向其小说时代，遂开创了都市大众文化的新局面，也造成其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动。当袁世凯倒行逆施，黑云笼罩之时，南社中有的卷入党争而遭到暗杀，有的落荒逍遥，有的从事知识专业，其中一批文人转向都市媒体，与印刷资本、市民大众合作而开拓新的文化空间，遂造成知识人现代转型的新传奇。无邪子

这可从徐枕亚的小说《玉梨魂》说起。经过百年的大浪淘沙，这部小说至今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之一。对此学者已做了大量论述。1912年它在《民权报》上连载，次年发行单行本，一时洛阳纸贵，此后不断重印，销量达数十万本。一部以文言甚至带骈文风格的小说能经久不衰，是现代出版史的一个奇迹。1914年4月《民权报》在袁世凯的压迫下停刊，副刊主编蒋箸超等人转而创办文艺杂志《民权素》，徐枕亚失业后去中华书局做编辑，不得志而离开，去担任了《小说丛报》的主编，与吴双热继续写“艳情”小说，“鸳鸯蝴蝶派”由此得名。当初《玉梨魂》在报纸上发表是没有稿费的，单行本出版也未获分文，于是徐枕亚把它改写成日记体的《雪鸿泪史》，在《小说丛报》上发表，没等载完就出了单行本，也很畅销，于是得了第一桶金。虽然清末的一些小说杂志早就有稿费制度，但徐的这番经历对于民初文人的职业选择颇有代表性。一方面稿费制度的规范化有助于刊物建立稳定的创作队伍，也能保证作者的生活来源。另一方面像徐枕亚的下海是逼出来的，须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到了年关，他的新开书局欠了一屁股债，因此急需取得稿费来还债。而且他自视甚高，尽管小说出了名，却不愿称自己为“小说家”，不过一旦进入传媒体系就不得不入乡随俗，根据文学市场的规律来操作。无邪子

在王钝根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游戏文章”专栏利用各种文体，包括滩簧、五更调、戏剧广告等通俗形式批评时政，实践“言论自由”，表达“民意”。为了更直接体现“宪政共和”的理念，从1912年10月至1914年9月开辟“自由谈话会”这一专栏，以“扶掖国家，诱导社会为宗旨”，每次刊登数条至十数条读者来稿，或片言只语，或专题论述，让读者对于眼下即刻发生的事情，上至政局公卿，下至时尚弊端，发表一己的感想或批评，特别是针对袁世凯谋划专制的倾向，以和平手段进行抗争。如无邪子说：“共和者，反乎专制之谓。在在遵从民意，以一国之民为主体者也。”陈民血说: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者人群进化之根本。”皆针对袁氏重申民国法制与自由的真谛。自1913年3月《自由谈》刊登投稿者照相，共刊出一百余人，包括数位女作者。各人有一小传，大多属于城市下层知识人。如“便便丐装小影——钱一蟹，江苏青浦人，年三十七，现寓上海白克路永年里四百七十二号”；“投稿者倚桐女士——沈嘉凤，三十六岁，江苏扬州原籍，浙江会稽人，适嘉定徐了青”。这可说是一种草根性民间社会力量的结集，为中国现代新闻传播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无邪子

同样在袁的压力下“自由谈话会”给画上句号。王钝根另创《自由杂志》，声言道：“自由谈者，救世文字，而非游戏文字也”，仍表明其政治批评的态度。发行了两期也办不下去，于是在1913年年底创办了《游戏杂志》，干脆以“游戏”来为杂志命名，似乎放弃了“自由”，果然他走得更远，次年6月与陈蝶仙、周瘦鹃等另外办了个杂志，即《礼拜六》周刊，进一步明确声言以娱乐消闲为宗旨。看起来这是放弃政治抗争，但转变中含有新的思路，意味着“共和”观念的新的实践，带来更为深刻的变化。